陈平原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此次展览共展出其书法作品54幅，分别抄自他自己的三篇文章，从一个特定角度展示二十年来中国学术变迁。陈平原称：“在电脑及网络时代，保持笔墨纸砚，蕴含着技术与审美，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情怀。”展览旨在提供书法的另一种可能性，让阅读、书法与写作三者合一，倡导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写字”。

  国际潮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林伦伦主持揭幕式并指出，陈平原“大字书”书法展的价值，不仅在于“书法”，更在于思想，在于他要提倡的一种全新“书法”观点。

  唐人宋之问有一首流传广泛的小诗《渡汉江》，其中“近乡情更怯”表达了很多外出的旅人回归家乡时的复杂心情。我的问题不是“岭外音书断”，而是深知家乡能人多，自己根底浅，回来办书法展，不免有点惴惴不安。此乃工作汇报，就谈四个问题，属于长期有所思，而暂时无所解。

  说来好笑，虽不是书法家，最近四年我竟然办了五个书法展——北京、潮州、台北、深圳、广州/潮州。其中三次题为“书展”，因其兼及书法作品与个人著作、书名题签以及手稿信札。

  我很有自知之明，从不到正式的美术馆办展。有朋友出于好意，邀我到他自营的美术馆办展，被我一口回绝了。不为别的，就因我的“写字”，与美术馆的风格与趣味不合——那里需要大幅作品，一进展馆大门，五米乘六米，斗大的字，那才有冲击力。行家赞叹字好，功力深厚，这就行了，至于写什么无所谓，因谁也不在乎。此乃书坛主流。但我常想，是不是能够有另一种可能性？

  用毛笔书写，在古人是日常生活，晚清以后改用钢笔铅笔圆珠笔，如今则干脆电脑输入。记得1930年代初，国联教育代表参观无锡国专，感叹“这里才看到纯粹中国文化的学校，才看到线装书和毛笔杆”，校长唐文治对此评语很得意，经常引用。虽然不时有人呼吁加强书法教学，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教育的主流是去线装书和毛笔杆。

  相比古人的日常书写，今人刻意追摹，其实效果很有限。今天那么多名扬天下的书法家，放在宋元明清，实在不算得上什么。北大程道德教授曾编《20世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墨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很多人读后的第一感叹是：怎么北大校长及著名教授的字一代不如一代！这是没有很好的方法的事，因术业有专攻，要求今天的数学家、物理学家都跟前清进士一样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回过头来想想，书法很美妙，但没必要吹到天上去。传承中国文化，可完全有多种方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说到底也只是一种修养与技术，会当然很好，不会也没什么大问题。

  我小时候练过字，但功底不深；长大后工作繁忙，只能见缝插针，保持写字的兴趣而已。常被人追问每天练字几小时，我实在不好意思回答。因为断断续续，不是每天都写；而且，读帖多而临帖少，明显眼高手低。之所以敢开小小书法展，都怪朋友说我的字“有特点”——不是功夫深，也不是境界高，只是略有自家面目而已。

  今天的文人学者，倘若想变成著名书法家，必须在美术馆举办正儿八经的书法展。可在我看来，那些在美术馆里高高悬挂的大幅作品，已经是一种表演，或者说炫技，而不是日常书写。要想挺进美术馆，填满那么大的空间，你写字时自觉不自觉都会往绘画靠，不再关心书写内容，注重的是谋篇布局与墨色分配。甚至有所谓“一招鲜，吃遍天”，专门练习某几个大字的。我不觉得这是书法发展的正途。是否可像古人那样，拿起笔来，凭修养随意挥洒，而不计成败工拙？我这回展出的作品，除一两张写坏了丢掉，其余的都是一次过。只有身体及心境上都回到了书斋，书写才可能有真正的书卷气。

  在我看来，书法不应过分强调视觉上的冲击，反而应讲求表情达意。这也是我主张阅读、写作与书法三合一的缘故。在回答《羊城晚报》记者问时，我说到：“书法史上第一流的佳作，很多都是诗文与书法合一，比如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苏轼《黄州寒食诗帖》、黄庭坚《松风阁诗帖》、米芾《苕溪诗帖》等，不一定一挥而就，但都是自家诗文，写起来更得心应手，也更有韵味。”基于此理念，这回广州/潮州“大字书”展览，我不钞古人诗文，就钞自己早年的文章，希望借此机缘——具体说来就是书法形式，传递某种思考与情绪，让观众有所感悟。

  开书法展，钞自己早年文章，这还不算，甚至写白话，加标点，如此刻意制造陌生化效果，目的是希望引起思考：书法能否回到日常生活，回到书斋氛围，回到表情达意？

  这回广州/潮州书法展的缘起，见《大字书小引》（2021年8月4日《中华读书报》）：“当下中国，几乎所有书法展，观赏者都只是望气与品墨，极少关注人家到底写的是什么。因为，都是文钞公，要不唐诗宋词，要不格言警句，大家烂熟于心，于是只谈技巧，不辨东西，极少有认真阅读乃至品鉴书写内容的。既然都是钞书，钞诗词不如钞文章，钞古人不如钞自己，后者起码具陌生感，有棱有角，不滑不腻，迫使你进场后须稍为走心。”

  四十则短语，分别出自我的三篇文章——《学者的人间情怀》（1991）、《世纪末的思考》（1996年）、《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2000年）。选择写于1991年的《学者的人间情怀》，目的是思考人类命运以及读书人如何安身立命。笔墨中蕴涵着人生感叹，书窗外就是大千世界。在我看来，驱动书家泼墨挥毫的，不仅仅是书写技巧，更包括视野与心情。1991年，华约解散以及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结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国际交往、文化交流、大学合作等，在此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就在那千钧一发的转折关头，我写下了这么一篇文章，多年后阅读，还是很有感觉。

  我是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深知世界和平、人类沟通、科学技术合作，这一切都来之非常不易。这两年中美对抗加剧，加上疫情没完没了，全球化之路面临可怕逆转。大到整个国家的发展趋势，小到我辈读书人的学术选择，都与此潮流紧密关联。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又是一个历史转捩点。个人无力扭转时代车轮，但独立思考、准确判断，还是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的。

  为什么这么做？还是我前年深圳书展前言的那句话：“在电脑及网络时代，保持笔墨纸砚，蕴含着技术与审美，但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情怀。对于读书人来说，‘阅读’、‘写作’与‘书法’，三者不该完全分离。”

  既非书法家，也不做书法理论或书法史研究，但《中外书法名家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收入我为《20世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手迹》而撰的《书法的北大》（初刊2002年11月20日《中华读书报》）。在“政治北大”、“学术北大”、“教育北大”、“经济北大”之外，居然又弄出个“书法北大”，实在很有意思。只是这里的“书法”二字，必须打上引号，因为大部分入选者并不以“书法”名家；鉴赏“墨迹”，目的多半也在一窥其人格与性情。

  既不是教育史，也不是学术史，更不是书法史，可就在这三者的重叠处，透过一眼精心开凿的小孔，我们得以窥测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或一侧面。首先让我想起的，是蔡元培长校后在北大推动建立的“书法研究会”。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称：“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用“墨迹”来串联百年北大，不等于说北大学者全都擅长书法。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五六节“北大感旧”（二）中，有关于刘师培的追忆：“申叔写起文章来，真是‘下笔千言’，细注引证，头头是道，没有做不好的文章，可是字写的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子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申叔要算第一，我就是第二名了。”这段话有线年代便敢于让自家的书札或诗稿原件在杂志上“抛头露面”，足证周作人在“写字”方面实际上并不自卑。即便刘师培那备受讥讽的“恶札”，放在今天，也都不见得拿不出手。只是因当年北大教授普遍擅长书法，刘字方才相形见绌。

  当年北大教职员中，日后以书法名家的，或以沈尹默最有代表性。可沈先生的成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不断自我修炼的结果。在《我和北大》一文中，沈尹默回忆起光绪末年在杭州如何与陈独秀相识。一进门，陈就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半个多世纪后，沈回忆起此场面，依然十分动容：“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这一个故事流传甚广，因沈本人并不忌讳，成为著名书法家后，仍在不少公开场合讲述。

  今年四月，我随中央文史研究馆代表团到陕西进行文化考察，其中牵涉书法的有麟游县唐九成宫遗址、汉中市石门栈道及“石门十三品”、西安碑林博物馆，最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汉阴县的三沈纪念馆。纪念馆里，陈列着沈尹默手书《自述》，开篇就是：“我是浙江省吴兴县竹墩村人，但我出生在陕西兴安府属之汉阴厅（1883年），一直到二十四岁才离开陕西，回到故乡来，住了三年。”虽然日后移居原籍吴兴、讲学杭州乃至扬名北大，但沈尹默的国学根底以及书法造诣，是在汉阴这座陕南小城奠定根基的。

  作为北大后学，我有义务向先贤致敬，于是应邀写下了这么一副对联：“北大故宫文史馆，训诂书法新诗坛。”此联不太工整，但基本概括了沈氏三兄弟的经历及业绩，需要加注的是“文史馆”与“新诗坛”——除了沈尹默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著名书法家沈尹默乃新诗草创阶段的健将。纪念馆里展出的《三弦》墨宝，那可是新诗史上的名篇，初刊《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日后被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及或评说（参见陈平原《陕西寻北大侧影，觅另一个联大》，2021年5月21日《新华每日电讯》）。

  三沈纪念馆很好，但所有书法作品都是复制品，因如今沈尹默墨宝有价，且价很高，如1964年作行书毛主席词句镜片纸本，成交价格862.50万。而自嘲北大“恶札”第二名的周作人，2020年12月3日下午，其41件共221页散文杂文及《为罗孚书自作诗长卷》手稿在嘉德拍卖，共拍出1286.85万元人民币。

  在《学书小集》（自刊本，2018）的“自序”中，我曾称：“儿时的兴趣之一，是趴在书桌边看父亲写字。有一次被父亲用毛笔在脸上画了好几个圈，吓得大哭，可事后还是乐此不疲。上学后，在父亲的督促下，也曾专心练习毛笔字，但绝无前辈学者扎实的童子功。山村插队，当了好几年民办教师，照理说是有读书写字的机会的，因无人指导，乱写一通而已。上大学乃至工作后，住房逼仄，书桌限制，只能抽空写点小字。比如，友朋通信时，我改用八行笺。二十年前，撰文使用电脑；十年前，手机取代了书信。很快地，原先记忆中稳健且优美的汉字，面目变得日渐模糊。阅读没问题，可拿起笔来，竟然会缺胳膊少腿的。正是有感于此，读书间隙，我又捡起了搁置已久的笔墨纸砚。”

  “学书小集——陈平原书与文”在北京仰山楼展出后，我在接受专访时谈及：“摆明就是业余身份，若有方家愿意批评，我就说承蒙指教，谢谢。你说我功力不行，当然承认；叮嘱以后勤学苦练，那可不见得。因我从不以书家自居，且自知根基浅薄，无论如何努力，也都不可能突飞猛进。”“风水轮流转，学人书法之所以近年非常关注，是对以往过分注重技术风气的反拨。也能说，是在叩问毛笔书写的旨趣到底是什么，是技术，是文化，是审美，还是性情？对于古代中国文人来是，写字就是日常功课，没什么好吹的。有专门名家，但一般读书人只将其作为基本技能，并不靠它谋生。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临某某碑（或帖），这可不是理想的状态。至于满街都是著名书法家、写字能成为一门产业、书协主席或理事的头衔决定润格等，那就更是不敢恭维了。”（参见朱绍杰《陈平原：学者要有人间情怀也要有人文趣味》，2018年10月8日《羊城晚报》）

  讲“情怀”，说“趣味”，既是标举，也是限制。生活在当下中国，不宜完全丢弃毛笔。记得汉字的架构，体会汉字的优美，当然，若能兼及笔墨纸砚的功能及精神，那就更好了。能写一手好字，在真实的生活中，会有很大获益；但考虑投入与产出比，很多人选择放弃，也没什么可指责的。

  说这些，是有感于近年的“书法热”。经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多年呼吁，2013年1月教育部印发《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书法进课堂，我拍手叫好，并乐观其成。可看《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要求小学3—6年级，除了练习毛笔写楷书、临摹楷书经典碑帖，还要了解条幅、斗方、楹联等常见的书法作品幅式，留意书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以及通过欣赏经典碑帖，初识篆、隶、草、楷、行五种字体，了解字体的大致演变过程，初步感受不同字体的美，我又有点担心：达成这么高的目标，需要花去小学生多少宝贵时间。前一阵子网上疯传教育部某前司长铿锵有力的讲话，其中提及小学生每天十分钟书法课，让我大吃一惊——课室里笔墨纸砚怎么放置？一听就是外行。实际上教育部的规定是：“每周安排一课时书法课。”这还差不多。记得我上小学时，就是这么安排的，可那离眼下“指导纲要”所定目标十万八千里。我的态度很明确：支持开展书法教学，但拒绝太高的目标，尤其反对将其纳入中考高考。

  虽然教育部对“让书法纳入中高考评价体系”的提议答复含糊，但近两年已有好几个省开始“书法中考”改革试点，分值在10分到30分之间。中国的经验，只要中考高考肯加分，不管学什么，有用没用，家长必定都趋之若鹜。我喜欢写字，但不觉得书法有那么重要，毕竟，孩子们就那么多时间。不是说要减负吗？腾出的时间应该是让他/她们休息、玩耍，而不是增加书法课或戏曲课。今天的孩子们比我们这一代或前几代都聪明，只是学海无涯，任务已经够重了，千万别随便加压。在我看来，培养书法兴趣就可以了，没必要将其作为考试科目，不然会弄出许多假装喜欢写字的幺蛾子。

  强调读书、著述与书法三合一，这个想法在越来越讲究视觉效果的当代中国书坛，显得格格不入。那是我故意为之，不求取而代之（根本做不到），但希望引起讨论或思考。此书面答问《陈平原：提供书法的另一种可能性》，初刊2021年9月19日《羊城晚报》，微信转发时附五分钟视频。

  鲁迅、周作人、胡适等都不自认为、也没有努力成为书法家；沈尹默算书法家，但学术及文学成就远不及周氏兄弟或胡适高——只能说术业有专攻。上面提及五四时期蔡元培在北大提倡美育，设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成为教育史及艺术史上的佳话，但后面有一句话同样重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美育不是必修课，学生天性及趣味不同，自由选习即可，不能为了校长的立场或面子而强行推广——说到底，书法、绘画与音乐，对于绝大多数北大学生来说，只是基本修养，不是必备技能。

  多年前应邀给某大学艺术学院讲课，接触他们的书法专业学生，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很惊讶就是每天练字，不怎么读书。主人要我“批评指正”，我很不客气，就说了六个字：“多读书，少练字。”起码在我看来，第一流书法家不是这么培养出来的。胸无点墨，如何下笔——这就说到启功坚决拒绝招收书法研究生的故事。北师大王宁教授在《用学习和理解来纪念启功先生》（《随笔》2021年第2期）中称：“启先生不喜欢‘书法家’这个称谓。二十世纪末，‘学位办’要启先生首创书法专业博士点，启先生婉辞说：‘写字能培养什么博士？’之后又加了一句：‘我不是说别人，只是说我写字写不出博士来。’”

  我曾向外边的人吹嘘，说像我这种写字水平，在我们潮汕，讲“比比皆是”太文绉绉了，应该说“一抓一把”，那才显得生动。所以，今天的演说，属于有感而发，而不是有技可传。一定要总结，那就借用刚才提及的文章或答问的标题，第一，“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写字”；第二，提倡“阅读、写作与书法三合一”；第三，“学者要有人间情怀，也要有人文趣味”；第四，希望“提供书法的另一种可能性”。

  但随着用来写字的工具之一——笔的发展进化，在钢笔、圆珠笔等硬笔出现并普及之后，先前位列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之首的毛笔便逐步退出文坛。本世纪以来，就连硬笔字，国人也慢慢变得少写了：在电脑或者手机键盘上，就可以码字写作了。以至于，不少人看字读书没问题，但写却写不出来：提笔忘字。更不用说，写得好看不好看，书法不书法了。于是，本来很日常生活化的“写字”（包括毛笔字和硬笔字），就成为“书法艺术”了。我看，照此发展下去，如果不加强少年儿童的 “写字” 教学与练习，“书法” 完全有可能像潮绣和木雕一样，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了。

  有鉴于此，陈平原教授提倡让“写字”回归日常生活，回归学校，回归写作，让阅读、写作与写字三合一。他不但提倡，还率先示范，用毛笔抄写了自己的论文和著作中的精彩片段，“甚至写白话，加标点”，“目的是希望引起思考”，“让群众有所感悟”。（陈平原《“写字”四说》）我已经在广州拜读品赏了他的这个“大字书”展览，从“书法”欣赏的角度讲，他自己谦虚地说“不是工夫深”，“只是略有自家面目而已”。但同是文人，我看书展，却是感到心旷神怡，非常地舒服。因为他的“大字书”里，充满了学术思想和书卷气息，读之舒心悦目，获益匪浅。是可谓文中思想风起云涌，笔下书卷高山流水。

  总之，陈平原“大字书”书法展的价值，不仅在于“书法”，更在于思想，在于他要提倡的一种全新的“书法”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