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鼓是流行于中国古代南边少量民族的一种打击乐器和祭祀用品，迄今已有2700多年前史。正在北京民族文明宫展出的“铸牢中华民族一起体认识文物古籍展”中，有一个专门的“铜鼓之声”展区，其间展出的多件铜鼓，是古代华夏与西南区域各民族往来沟通融合的重要见证。

  铜鼓是怎么从一种乐器，演变为中国古代南边少量民族的文明符号和标志？它又怎么见证了民族文明融合的前史？

  陆秋燕：铜鼓大约诞生于公元前8世纪，迄今已有2700多年的前史了。最早的铜鼓由居住在今日云南中西部区域礼社江流域的濮人发明和运用。铜鼓诞生后，很快传达到了滇池区域。再后来，我国云南、广西、贵州等南边少量民族会集散布的区域都呈现了铜鼓，乃至还撒播到了东南亚区域。

  铜鼓被称为南边少量民族文明的“百科全书”，是由于它展示了这些民族不同时期的冶铸技能、绘画雕塑水平缓音乐舞蹈审美，蕴含着丰厚的民族文明信息。

  从战国时期到汉代，日子在滇池区域的滇人对铜鼓的造型和装修进一步美化，将祈年祭祀、丰盈庆典、水上竞渡等场景，以精深的雕琢技艺刻画在石寨山型铜鼓上。铜鼓从一种简略的乐器变成了用于祭祀、节日庆典、婚嫁丧葬的礼器。再后来铜鼓开展为军事号令，成为列阵、集聚等场合酋领展示权利位置的重器。

  ▲广西民族博物馆展出的铜鼓。（陆秋燕摄）本文图片均来自“道中华”微信大众号

  铜鼓文明向东传达进入今日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骆越人、乌浒人、俚人、僚人等古代壮族先民将铜鼓文明传承宏扬，冷水冲、北流、灵山三型器大壁薄、通体纹饰的巨型铜鼓横空出世。

  唐宋今后，铜鼓体形逐步变小，其装修艺术广泛吸收华夏文明要素，既有道教、释教的艺术纹样，又有当地习俗和出产日子等写实场景。

  道中华：作为中国南边少量民族回忆的一种载体，铜鼓在造型、纹饰等方面凝聚了传递出怎样的文明内在？

  陆秋燕：铜鼓按规范器出土地命名法分为八类，以云南省地名命名的有前期的“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和晚期的“西盟型”，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名命名的有“冷水冲型”“北流型”和“灵山型”，以贵州省地名命名的有“遵义型”和“麻江型”。

  ▲石寨山型铜鼓（面径56.2厘米，身高36.8厘米，年代为西汉）广西民族博物收藏。（王梦祥摄）

  石寨山型铜鼓，以云南省晋宁石寨山汉代墓葬出土的一批铜鼓为代表。这类铜鼓鼓面广大，胸部杰出，鼓形对称调和，大多装修着富丽精巧的写实图画。

  ▲十二芒冷水冲型铜鼓（面径87.8-89厘米，身高66.5厘米，年代约为南北朝）广西民族博物收藏。（王梦祥摄）

  1975年，广西梧州市藤县濛江乡横村出土了冷水冲型铜鼓的规范器，为乘骑饰变形羽人纹铜鼓，鼓面四只立体青蛙塑像间装修着两组人骑马塑像，纹饰以变形羽人纹为主。冷水冲型铜鼓平面纹饰精密繁复，立体装修丰厚多样，体型巨大轻浮，鼓面广大，鼓胸略大于或等于面径，鼓耳宽扁，饰辫纹。

  ▲花树乘骑饰变形羽人纹铜鼓（面径73.3-74.3厘米，身高48.3厘米，年代约为南北朝）广西民族博物收藏。（王梦祥摄）

  冷水冲型铜鼓会集散布在今日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铸造和运用它的主要是僚人。这种型制的铜鼓是石寨山型铜鼓的后继类型，鼓面的变形羽人纹，亦是秉承自石寨山型铜鼓的羽人纹。

  另一主体纹饰翔鹭纹，则与石寨山型铜鼓上的翔鹭纹只要纤细差异。这是由于滇人崇拜鸟，骆越人也崇拜鸟，传说中壮族鼻祖布洛陀的形象之一便是鸟首人身。鼓胸上的船首船尾羽饰、水手羽冠和手中道具、船舱里的鱼等图画，保留了滇人的水上祭祀回忆，是渔猎日子的表达。

  这两型铜鼓上的变形羽人纹和船纹，反映了滇人、濮人、骆越人、乌浒人、俚人、僚人等族群间的文明沟通和审美融合。

  在鼓面中心铸造太阳纹是铜鼓的一个一起特色。冷水冲型铜鼓的太阳纹由中心向四周均匀发散出十二道尖锥状光辉，芒间有富丽的“雀翎”纹饰。在岭南大地，人们有“天之神，日为尊”的观念，对太阳顶礼膜拜，并有“打铜鼓以祀日”的习俗。有专家觉得，十二道光辉代表着一年傍边的十二个月，也是一种祈年愿景的表达。

  冷水冲型铜鼓的一个显着特征是鼓面有蛙立饰，是蛙崇拜的表现。在壮族传说中，青蛙是雷神的儿子，掌管农业出产和丰盈。冷水冲型铜鼓上的四只四足单蛙，体形硕大，健美有力，两臀挺拔。蛙是高产的，将蛙塑于鼓面，有期望人口兴隆的夸姣涵义。蛙周身饰以绶带状的谷穗纹带，蕴含着稻作民族对五谷丰登的巴望。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冷水冲型铜鼓的蛙饰间，常常还装修着乘骑、喂马等与马有关的立体塑像，反映出其时岭南人对马的情感。家禽、花树、田螺、鱼等塑像，则具有稠密的田园日子气息。广西民族博物收藏编号为103的牛拉撬羽人纹鼓，鼓面蛙间装修有两组牛拉撬立饰，一头造型健旺古拙的长角公牛死后拉着一架泥撬，撬上置一竹篓。这阐明早在东汉时期，岭南区域已遭到华夏农耕文明的影响。

  道中华：铜鼓起先作为一种礼器，随年代的开展逐步世俗化，其间蕴含着怎样的民族文明融合史？

  陆秋燕：唐宋今后，跟着中心王朝影响力的加强，当地酋领实力削弱，铜鼓的鼓型也逐步变小，并走入民众日子，在壮、侗、苗、瑶等民族的节日庆典与丧葬典礼中遍及的运用。铜鼓不只是乐器，还发挥“法器”的功用，人们信任它具有直达天听的奥秘才能。麻江型铜鼓至今仍在我国南边少量民族聚居区民族节日、婚丧祭祀时运用。

  麻江型铜鼓鼓面装修有团寿、双龙戏珠、十二生肖、吉利铭文、行马走山、梅兰菊竹，以及其他以田园日子为主题的纹饰，显着是遭到了华夏文明的影响。

  铜鼓上的牲畜家禽图画有马、牛、羊、鸡、狗、猪等“牲畜”，标志着家庭财富。牲畜家禽纹与人物纹、鱼纹或钱纹组合在一起，标志着充足安稳的田园日子。

  游旗、符箓、卦纹等纹饰是明显的道教文明元素。麻江型铜鼓上的游旗纹由石寨山型铜鼓上的羽人舞蹈纹、冷水冲型铜鼓上的变形羽人纹抽象化而来，羽人头上的羽冠衍化成漂动的飘带形象，构成新的纹样，与道教道场中运用的幡旗图画十分相似，结合乳钉纹、卦纹等纹饰，道教文明氛围浓郁。

  纹饰中的牟尼珠纹（同心圆纹）、八宝纹、莲花瓣纹表现了释教元素。这些都阐明麻江型铜鼓文明兼收并蓄、敞开容纳，不只反映出它深受儒、释、道文明的影响，也反映出铜鼓文明随年代背景的变迁而不断移风易俗的立异性。（完）（受访者简介：陆秋燕，广西民族博物馆民族前史研究部副主任，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