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兼有物质文化遗产属性的砖雕，在岭南园林建筑装饰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它的重要性及特殊意义却鲜为一些研究园林的学者所认可或重视。尤其是它在历代统治者及文人士大夫眼中，曾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不被正史所记载，而且砖雕又易损毁、破坏，难于保存。本文基于出土物、传世物与文献互证的方式对岭南园林建筑砖雕的历史进行梳理、考证，并对其工艺特点和工匠传承作以总结。

  岭南之地，五岭隔绝，负山阻海；山川毓秀，品物蕃庶，远通洋海，含有多种岩性地貌，区域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泉流密布，河涌纵横，使岭南的自然环境、风光物产独具异彩。丰富的地形、地貌和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使岭南山水别具特色。

  我国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园林形式是“囿”，园林的主要建筑物是“台”。中国园林的雏形便产生于“囿”与“台”的结合。这是一种未解决人类自己生存和发展而创造的独特环境形式。为了“宜居”与“适玩”的需要，历代工匠们继承并创造发展了各种装饰美化手段。岭南园林建筑装饰砖雕，就是历代岭南园林建筑上所运用一种独具特色的装饰形式。它也属于丰富多彩的岭南民间工艺美术，是中国砖雕文化中富有南方特色的品类。它历史悠远长久，技艺精湛，因岭南地区世代居民未解决居住和美化生活环境，所以运用砖、木、石等材料于设计、生产而产生，在岭南园林建筑的历史中发展，并与其他品类的装饰工艺一起，组合形成风格独特的岭南园林建筑艺术。

  但是，关于岭南园林建筑装饰砖雕工艺源自何时，限于相关材料及记载的缺乏，一直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砖，是砖雕工艺产生所需的最基本的材料，也是园林建筑最早使用的建材之一。材料是产生工艺的前提，材料决定工艺，工艺是按材料的特质扬长避短来施艺的。所以，探讨砖雕这种工艺（包括砖的制作烧制工艺）的起源，我们第一步应从“砖”这样一种材料成功烧制的起源着手寻找答案①。

  根据考古发掘的材料，我国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初期就能制作出成熟的瓦，而最早的砖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墓室中。由此推测制砖技术定不晚于战国时期。那时的民间工匠已陆续创制了方形砖和长形砖。秦汉时期，制砖的技术和生产规模、质量和花式品种等都有显著的发展，故有世称的“秦砖汉瓦”。岭南最早的砖及砖雕则要更晚些。据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确证，在西汉时期，砖墓等园林建筑遗址中出土有菱形纹和绳纹长条砖、券砖、菱形纹长条砖、“八百九十”文字砖等②。

  据20世纪考古发掘的材料可知，岭南园林建筑砖雕工艺装饰始见于西汉南越国时期③。

  1974年底，发现和发掘的广州中山四路西汉南越王宫殿建筑木结构基础遗址（有人错判为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后改为秦代造船遗址，最后又改为“秦船台遗址”与“南越王宫殿宫苑遗址”同处一处、上下地层叠压），同址地层于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续掘，确证为西汉南越王宫苑宫殿遗址。出土的一段残长20多米、宽2.55米的砖石走道，当中平铺两行砂岩石板、两侧各以70厘米见方的印花大砖夹边，还有不少大型铺地砖，面上雕刻印制几何图案花纹以及秦汉时期小篆字样的“万岁”瓦当，亦可见涂朱色或绿色的砖雕饰件和砖雕窗棂等出土。后又在原广州市儿童公园东墙地表下4米至4.5米处，即南越王宫苑地层处，挖出了一口砖井及大方砖、瓦、焦木、石等组成的宫殿建筑构件，还有两端印有熊纹作为台阶踏跺用的空心砖以及有“左官奴单”刻文的包角砖和各式图案花纹的印花砖等（图1）④。这些清楚地说明秦汉时期的岭南工匠已懂得烧造火候高、胎质坚致、制作精工的建材砖，而且很熟悉砖的物理、化学性能。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秦砖汉瓦”的园林建筑装饰文化之辉煌。那么，更早之前，岭南有没有砖雕饰件？据我推断，理应是有的。因为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平白无故地忽然出现，而应有一个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但这样的一个过程，由于目前还未有足够的实证材料而无法定论。

  东汉时期，由于社会普遍对于孝的重视以及视死如视生的习俗，厚葬成风，人们纷纷为逝者建造奢华的砖墓（北方叫画像砖墓，南方称砖刻墓），因而，东汉墓砖园林建筑得到长足的发展。东汉墓砖从广义上来说属于画像砖系统，但它与秦代和西汉时期的画像砖又迥然有别。东汉墓砖功能单一，专用于墓葬，且已扬弃了图案化的构图，而以有完整画面的方形、长方形、条形的实心砖作为主要装饰载体。它是“秦砖汉瓦”建筑材料和装饰工艺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其形式已从早期的“一砖一画”，逐渐发展至六朝时期的大型砖刻印壁画。虽然当时地面上的园林建筑相似的砖雕实物大多已无法保留到今天，但从出土文物中，我们仍能发现很多例证。最典型的就是大量遗存在当时砖墓园林建筑中的砖刻实物，它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揭示出当时地面砖雕的样貌。

  例如，在广州的东汉墓砖中出土有除了官办砖窑之外的带有民间私办的砖窑和窑场主名字的砖刻以及有图案花纹的铺地砖。北到新市、南到番禺钟村、东到黄埔乌涌都有其分布。这些砖墓的墓室全是用小砖来结砌券拱的。从东汉初年兴起一直到建初年间（76—84），于公元1世纪后半叶又慢慢兴起另一种呈下方上圆作圆锥形穹顶的大、中型砖墓园林建筑，其中的墓砖上常雕刻有纪年文字，如建初、永元及较晚的建宁时期的年号。1953年，在广州建设新村孖鱼岗，就曾挖掘出土一座东汉永元九年（97）的砖室墓，墓室建筑布局平面呈“十”字形，全长8.16米，内分甬道、前室、左棺室、主棺室四部分。为圆锥穹顶（前室）合券顶结构。墓底铺砖虽大部分被偷墓者拆除、毁坏，但仍保留有模印砖刻的砖文有：“永元九年甘溪造万岁富昌”“甘溪灶九年造”“皆君子兮”及“永元九年九月二日冯□□□□”等字⑤。其中的“甘溪”正是广州的古地名，它是从广州东北白云山流经淘金坑的一条溪水名，同时也是淘金坑附近的一处古地名，所以，“甘溪灶”即甘溪烧制砖的窑炉，而砖上文字表明墓砖是甘溪窑所烧造的产品。

  在广州西村克山挖掘出一座永元十六年（104）的墓。墓为双隅砖砌筑，西向，东西纵长9.94米，南北最宽7.88米，甬道口封门砖墙三重，墓砖青灰色，质坚，有平砖、刀砖、斧形砖三种。后两种用于砌筑券拱。其中少数砖印有长条形戳印，印文为小篆体的“永元十六年三月作东冶桥北陈次华灶”。说明当时在广州东冶桥北边有砖窑场主“陈次华”这个窑场烧制的砖供应砖墓建筑使用。由此可见，既有官窑又有民窑的大规模砖瓦窑场，反映出当时园林建筑和城市发展的兴盛⑥。

  1955年，在广州先烈路又发掘了一座东汉砖墓。墓平面呈两个“凸”字形横排，由两个圆锥形穹顶的砖室构成，全墓双隅结砌。少数墓砖雕刻有几何图案花纹。从出土随葬品的情况去看，此墓应是贵家大族的墓葬园林建筑，反映砖及砖雕在当时普遍和广泛应用。其中可见钱纹、对称钱纹、米字纹、交叉对称三角纹和斜方格纹等砖雕饰件。类似的还有南雄县墓砖上的“双鱼纹”，以及由图案化的文字组成的“富贵吉祥”纹饰⑦。

  1956年，在广州东郊动物园麻鹰岗发掘了一座东汉园锥形穹顶砖室墓。墓门西向，墓室双隅砌筑，平面呈“中”字形，内分甬道、前室及棺室三部分。券顶后壁有砖龛。在棺室后端拱顶的正中，有一块砖刻写着13个隶体字：“建初元年七月十四日甲寅治砖”⑧。建初元年即公元76年，是东汉刘炟皇帝的年号。从砖刻字的工艺来看，它不是先烧后雕的，而是在砖坯未干时刻划的。这些砖雕饰件，虽还不能依据有限的材料立即判断它是否用于那个园林建筑的装饰，但作为历史证据来说明当时“秦砖汉瓦”辉煌时期偏于一隅的岭南园林建筑上高超的砖雕技艺水平是毫无疑义的。

  在广州动物公园改造犀牛馆时，曾发现一座大型东汉砖室墓，它是广州多年考古发掘的四百余座东汉砖室墓中规模较大、结构保存最完整的砖室墓。墓坑平面略呈“中”字形，总长12米。墓室全长9.74米，最宽处达7.13米，甬道和后室券顶内高1.7米，横前堂更是高达2.8米。这座砖室墓背山面水，坐南朝北偏西南。墓室结砌工整，整体采用红黄、灰黄、青灰三种颜色的墓砖，大小相似，上面有绳纹、网格纹等纹饰。建造时砖纵横平铺，往上结砌后形成券顶，即顶部呈拱形，体现了当时的建筑风格特色。其墓主人等级地位高，建筑工艺和砖雕装饰相当精致⑨。

  两晋时期以后，由于中原人大量南迁岭南各地，带来先进的中原文化，使岭南各地得到大量开发，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当时的岭南各地盛行佛教，因而大兴佛寺，除虞翻在建德故园基础上扩建虞园外，六朝时广州建有的佛寺就多达37座。史载东晋建有王园寺和越岗院，南朝建有宝庄严寺（宋六榕寺）、双溪寺、景泰寺、华林寺和宝林寺（南华寺）等园林建筑，它们都是当时人们向往的佛教园林胜地。由于受中原文化和外来佛教文化的影响，砖雕纹饰更加丰富多彩，砖雕技艺得到相应的变化与提高，在装饰上的运用也更为娴熟和巧妙。

  西晋“永嘉之乱”使中原人大量南迁到岭南各地。当时岭南园林建筑装饰的砖雕在晋代砖墓中也有所反映。

  1954年，发掘清理的广州西郊孖岗晋代砖墓就是一例。该墓室结构成长方“凸”字形，有券顶。内分羨道和主室两部分，全长计6.32米。羨道宽1.2米、高1.22米，主室宽1.8米、高1.75米。均用青砖作单隅结砌，砖块平均长36厘米、宽18厘米、厚4厘米。主室前方靠贴于左右两券墙间，各有砖砌的方形半柱，它的结砌与券墙互相扣叠。墓底全部铺砖，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种铺法。全墓砖有两块在侧面刻印了几何花纹，其余全数雕刻、捺印有纪年文字、吉祥语或造砖者（工场、工匠）的姓名，例如“永嘉五年陈仰所造”“永嘉六年壬申宜子保孙”“永嘉六年壬申皆寿百年”“永嘉六年壬申富且寿考”“永嘉六年壬申陈仲恕制作”“永嘉七年癸酉皆宜价市”“子孙千亿皆寿万年”“陈仁”和“陈计”等款识。砖的底面都雕刻、捺印有斜方格纹，也有一砖三面都刻有文字的，十分珍贵难得⑩。

  1957年，在广州沙河镇狮子岗发掘的一座晋砖墓又是一例。该墓全用青灰色砖砌成，有长方形砖、刀形砖和楔形砖三种。长方形砖主要用作砌筑墓壁和铺底，也用它与刀形砖相间起券。刀形砖为一侧厚一侧薄，大小均与长方形砖同。楔形砖仅用于甬道前端。砖的色质除青灰色外，还有红黄色和黑色的，质较松软，且砖的扁平两面都雕刻、捺印有斜方格纹及各种图案花纹和款识。这些文字砖大多带有纪年文字，以“建兴四年作”为多，尤为珍贵。

  当时，广州还出土了带有砖刻文字“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平且康”款砖，也有“永嘉七年”纪年款砖和“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吉语款砖，还有刻印几何图案形的花纹砖。这些砖雕均为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晋代砖墓出土物，它们不仅有确凿的纪年，还准确无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九州闹灾荒”而只有广州才“平安富康”的社会现实。而且，为我们研究岭南园林建筑砖雕工艺制作及装饰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⑪。

  在南北朝时期，造园的主流是门阀士族地主所建的、与他们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庄园园林建筑。当时的庄园园林可惜未能保留至今天。但从考古出土的实物，可窥其一斑。

  1955年，在广州沙河永福村茶亭发掘的南朝砖墓，墓室用红黄色砖结砌，偏平的两面有雕刻斜方格纹作装饰，砖质坚实。墓的平面呈长方“凸”字形，全长9.26米，分甬道、前室、过道和后室四部分。墓门和过道为四重券拱，前、后室为双重券拱，内券都是在发券的地方开始作单拱结砌，形同肋骨以支承外券。前室和后室两壁砌出直棂窗，后壁正中嵌砌圆形假柱，假柱的转角和过道内券的转角，均经工艺特意加工磨圆，呈半圆柱状作室内装饰，其结砌及前室砖砌祭台，做工十分精巧，规模非同一般⑫。

  1989年，考古工作者在广州横枝岗南朝墓挖出19号砖墓前室设有的祭台。这座祭台，台面由10块专门烧制的长48厘米、宽21厘米、厚3厘米的大砖排成两列构成，桌腿共9件，仿造木家具的样式做成倒丫形云头状，上架6节架檩条砖以搁置桌面。可见当时砖雕工艺水平之高⑬。

  此外，广州中山五路还出土有南朝时期雕刻的网格纹长条砖、绳纹和叶脉纹长条砖、“泰元十一年”长条砖、“建元囗年”铭文长条砖及楔形砖等⑭。

  隋唐时期，岭南园林建筑技术获得很大进步，砖、瓦、石等建材进一步扩展到民间民居及各类园林建筑，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是空前的。据有关文献记载，唐代广州官府倡导以瓦易茅改建民居，使砖瓦等建材需求量大增，砖瓦雕刻工艺由此大展拳脚。广州唐代建筑遗址出土的兽头砖，雕刻精致，与长安大明宫麟德殿的出土物相似，反映出唐代广州官署园林建筑的华丽和工艺水平的高超。徐闻五里乡二桥村、大黄乡唐土旺村遗址，面积达6000至10000平方米，均遗存有雕刻印纹红砖等砖雕饰件。揭阳新亨镇落水金钟山东南麓龙林溪旁，亦发现唐代大型房屋遗址，7间并列，砖墙虽已残，但尚能辨出以木柱支建悬山顶，以砖砌墙，及地面以砖砌铺格局和装饰的样貌。这些都显示了粤东地区以砖瓦为辅助材料的木构架建筑己经出现⑮。

  在广州及珠三角地区，砖及砖雕的应用更为普及。从广州地区发掘的众多砖墓可证，这种砖墓建筑一般以小型居多。早期的唐墓用灰红色素砖砌筑、单券，晚期的唐墓用灰黑色小型薄砖砌筑、单劵。晚唐墓中常见雕刻有砖志文字的砖出土，所见年号有“元和”“大和”“大中”。

  广州建设新村唐姚潭砖墓，墓室为长方形，内长3.52米、宽1.2米，墓室高1.15米。全墓用黑色素砖结砌，券墙双隅，后壁单墙，封门双重砖墙。墓底铺砖。有砖雕墓志一方，高35.5厘米、宽36厘米，志文用楷书刻写，分14行。据墓志可知，墓主叫姚潭，是唐代广州都督府长史禔一的长女。志文雕刻精美。唐代广州都督府是当时岭南最高长官，也是集军事与行政权力于一身的长官⑯。

  在唐睿宗年间（662—716），出任广州都督府都督的是被百姓称誉为“有脚阳春”的一代贤相、名臣宋璟。他在广州都督府的府邸是一处占地面积大、殿宇宏伟、富丽堂皇的园林建筑。它北起今天的都府街，南至今天的中山四路，东起今天的忠祐大街，西至今天的广卫路。这座恢宏的府邸，前半部分是办公的衙署，后半部分是恍如森林一般幽深的园林建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是飨军堂。所谓“飨军堂”，就是设宴犒劳凯旋将士的厅堂。据大文豪柳宗元笔下描写的飨军堂可知，其建筑规模有“为堂南面，横八楹，纵十楹，向之宴位，化为东序，西又如是”，其新修建的飨军堂之大，“弥望极顾，莫究其往”。人在园中，“如在林壑”，都不知怎么走⑰。按文献记载，从秦汉一直到唐宋，砖瓦基本上属于达官贵族享用的奢侈品，大量用于其府邸等园林建筑上，而一般的平民百姓，只能就地取材，用竹子和木头盖房子，亦称“吊脚楼”。宋璟出任广州都督，大举普及烧砖瓦技术，派专家教百姓烧砖瓦，让他们都能用砖瓦盖房子，以免受火灾之患。故百姓称誉他为“有脚阳春”⑱。

  唐代在广州城区（即番禺）还出现了大量刻有精美文字组成图案作装饰的修城砖，其文字为合文“番禺令造”，即文字上下有一部分共用——“番”字的下部分“由”与“禺”字的上部分“甲”共用。由此可见，当时民间艺匠运用砖雕技艺在园林建筑装饰上的一些创新发展，从中也反映出工匠的技艺水平和聪明才智。此外，还有唐代的莲花纹长方砖、如意火焰形花卉纹长方砖等，雕工精美，颇为难得⑲。

  五代南汉的开国之主刘岩及他之后传下几个子孙辈都是穷奢极欲的皇帝，在他们统治的55年里，不仅改广州为兴王府都城，而且利用其雄厚国力，用最好的材料大兴土木，修建营造不少离宫别苑。掀起第二次王室园林的建设高潮，比如西御苑、昌华苑、芳华苑、甘泉苑等经典园林建筑。这些苑所需要大量运用砖材料及砖雕并进行装饰美化。这也为我们今日的研究，留下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早在唐末，清海军节度使刘隐就在广州开始凿禺山，建新南城，大肆扩展城区。南汉定都广州称兴王府后，更是在城内外兴建了一大批宫殿园林，并依仿长安来划分城市区域、明确区域功能建筑配置。当时的宫殿园林区，主要建在珠江以北的子城内。据《新五代史》卷六十五《南汉世家》记载，南汉在兴王府城内外建宫殿“凡数百，不可悉数”。在各地又建有千余间离宫别苑，以便游猎享乐⑳。大规模的园林建筑营造活动，在南汉时达至顶峰。

  2018年11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为配合广州大佛寺南庭院工程建设，对工程建设范围进行抢救性考古勘探和发掘。在600多平方米的挖掘面积里，发现南汉大型砖铺地面约150平方米。其东部原有的台阶连接东侧的建筑物虽现已焚毁无存，但地面仍用铺砌的青灰砖或黄灰砖，部分区域呈“人”字形纹饰，整体上基本保存完好。砖铺地面中部加建一条东西向宽3.7米的砖铺走道，也呈“人”字形铺砌。经考古人员初步判断，砖铺地面应为一大型建筑群的室外庭院地面，其周边很可能是原有成组的大型建筑。考古人员进一步认为，结合中山四路考古发现的南汉宫苑遗址判断，该建筑群规模很大、等级很高，很可能属于官衙建筑，也可能与佛寺有关。据这些砖刻材料的发现，我认为它应与岭南广州园林建筑有关。因为刘岩称帝后又改广州为兴王府，并大兴土木，营造离宫别苑和佛寺园林，而这些大型砖铺地面及走道，应是当时建筑园林的地面砖雕装饰㉑。

  另外，萝岗石马村南汉昭陵的砖雕也值得一提。它位于广州市东北郊约20公里的石马村（今黄陂果园场后方）。1954年发掘时，墓地三面环山，墓葬坐落于北面山峰的南麓，比前面的开阔谷地高出3米多。墓前原有石马、石象等仪卫。墓为券顶砖室，前连斜坡形墓道，墓室全长11.64米，内分主室、过道和前室三部分。此墓被盗厉害，砖雕等破坏严重，少数墓砖在表面或一侧还雕刻有砖雕制造者的名字和时间等文字，计有：“陈怀甫”“张徊”“六月十三日张匡王及”，以及“乾和十六年四囗兴宁军囗”（此砖已残）等字样。据考证，“乾和”是南汉第三个皇帝刘晟的年号㉒。乾和十六年即公元958年，而刘晟亡于此年。由于这砖室墓与史籍所载刘晟昭陵的情况一致，故考古工作者考证确认它为刘晟的昭陵园林建筑。

  除了以上所列举之外，南汉时期的遗址中还出土有“大有”年号（为五代十国时期南汉高祖刘龑年号，公元928年3月至公元942年3月，共15年）和“白龙”年号（是南汉高祖使用的第二个年号，公元925年至公元928年，共4年）的砖刻，十分珍贵，历史内涵丰富㉓。限于篇幅，就不再逐一展开来谈。

  到了宋代，岭南的文化和经济得到迅速发展。随着生活文化的发展，追求居住环境的舒适和情趣的要求逐步的提升，庭院园林得到逐步发展，施用于园林建筑的砖及砖雕亦得到相应的发展。

  广州龙津路泮塘前街，还保留有一座始建于宋皇祐四年（1052）的仁威庙园林建筑。它虽经历代多次重修和重建（其中清乾隆年间及同治年间进行过规模较大的重修）。但如今仍保留着当年的基本格局，亦可见当年的装饰和建筑工艺。它占地2200平方米，其中不仅木雕、石雕及陶塑瓦脊装饰精美，戏曲人物雕刻生动传神，而且墀头部位的砖雕也异常精细、独具匠心㉔。另外，从发掘的一些宋代民居遗址也可证当时砖瓦园林建筑之推广。据资料显示：粤东惠东神泉澳角村建筑遗址达1万多平方米，地面全用砖砌铺；粤北曲江白土镇乌泥角村宋代墟镇建筑遗址1.3万平方米，在房基上亦可采集到大量砖瓦碎件；曲江白沙乡阴阳墟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在地基或水沟断面上有厚约80厘米的瓦砾及残砖堆积，可见瓦当、滴水、板瓦等，其中瓦当、滴水雕刻有莲花纹和龙凤纹㉕。

  元代也有这样的例证：揭阳埔田区车田村竹山元代民居遗址为6间横列，墙基灰砖砌筑，高出地面尺余，地面在一层河沙上铺设灰色条形地砖，屋内壁有砖雕壁橱、棂窗、壁龛及砖通道。

  宋元时期，广州城市建设进入最重要的发展阶段。在唐代子城的基础上，重修子城（中城），其后又在子城之东修建东城，在子城之西修筑西城。此谓宋代广州“三城”。如此大规模的扩建形势，各种园林建筑必然应运而生，砖、瓦、石、木等工艺也理应蒸蒸日上。到了元代，基本承袭宋代广州城的城市格局，没有太大改变。据文献记载，宋元时期广州子城的北部，即现今的省财厅和原儿童公园一带，一直是当时重要的官署园林建筑区域。在广州财厅前一带，宋代建有经略安抚使司署园林建筑，以及西园、石屏堂、元老壮猷堂、连天观阁、先月楼台、运甓斋、飨军堂等重要园林建筑。

  西园为北宋驸马都尉王诜之府第园林建筑。当时著名文人墨客多雅集在那里。例如，在北宋元丰初时，王诜就曾邀同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蔡肇、李之仪、李公麟、晁补之、张耒、秦观、刘泾、王钦臣、郑靖老、道士陈碧虚、日本渡宋僧大江定基（人称“圆通大师”）十六人游园，史称“西园雅集”。该园林如今虽已毁，却留传下来五言排律诗《寄题田待制广州西园》，又有李公麟的水墨纸本画《西园雅集图》，以及米芾和杨士奇的《西园雅集图记》等文献和实物图注为记录㉖。

  如今原广州市儿童公园的位置是元代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园林建筑。可惜这些重要园林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即使在该文化层，也已无迹可寻。幸好在遗址处，还保留有大量当时的砖水井，尚可找到一些相关的砖和砖雕信息。

  井是中国传统园林建筑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据考古发掘资料可知，在中山五路一带发掘出一口宋代砖井，井口平面呈圆形，井壁用砖砌，为青灰、红黄陶残砖块错缝平砌而成，工艺较精致。还有一口为宋代砖石合构井。宋井中这些砖多为长条砖，多呈青灰色，也有部分为红黄色，以素面为主，少数雕刻有精致工整的网格纹和黄釉印花纹等㉗。

  元代砖井也发掘出三口，均为砖石合构井。该井砖均为长条砖，砖体较大、较厚。少量雕刻、模印有精美的菱形纹，并戳印有“万”“善”等文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砖刻工艺艺术运用于园林建筑装饰的情况㉘。

  番禺沙湾镇还保留了一座历史悠远长久的何氏大族宗祠——留耕堂。它是番禺“四大宗祠”之首，始建于南宋德祐元年（1275），后经多次损毁和重建。现保留的是清康熙年间扩建时的建筑规模，面积3334平方米。它年代久远、布局严谨、造工精巧、规模宏大，是集元、明、清时期建筑文化于一体的宗祠园林建筑。它的布局呈南北长条形，自南向北依次为大池塘、大天街、正门、牌坊、钓鱼台、中座、天井、后座及东、西廊和村祠，历经40年才建成。它所使用的木、石柱多达112条，石雕、木雕、砖雕、灰塑和壁画等装饰工艺艺术应有尽有，充足表现了岭南庭院园林建筑的独特风格。

  明代至民国时期，岭南建筑的最大成就便是园林。当时岭南各地佛寺、祠堂、庙宇及园林建筑兴建蔚然成风，大量使用砖雕饰件，技艺尤其精彩。据不完全统计，仅三水就有400多座祠堂。在白坭祠巷建有一座拥有500多年历史、占地10亩的陈氏大宗祠，其他的还有白坭镇的清塘邓氏大宗祠，等等。这些祠堂园林建筑不仅气势宏伟，而且雕饰精美、造工精巧。据调查，粤中云浮云城区腰古镇水东村至今仍保存着588座明清建筑，其中明代庙宇（明徽庙）1座、祖庙祠3座、民居163间，此类遗存举不胜举。可惜古建筑中一些工艺精品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毁坏㉙。

  根据现有材料分析，明清至民国时期的砖雕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组合砖雕，另一类为单体砖雕。组合砖雕规模宏大，场面宽阔，所反映的内容情节复杂，运用的雕刻技艺形式多样，往往把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或戏曲场景中最精彩的情节反映出来；组合砖雕将一块块砖分开雕刻，然后再按故事情节把它们拼接起来；技法上往往把圆雕、高浮雕、浅浮雕与减地、镂空等技艺结合起来灵活运用；按主题需要亦布设人物、花卉、风景、动物、书法等图案纹饰，构成一幅完整的立体画面。单体砖雕，则是花卉、鸟兽、瓜果之类题材，将若干块砖先用灰粘合起来后进行雕刻，再嵌上神龛边框或作眉饰、座饰。

  20世纪50年代，广州美术学院陈雨田教授在番禺沙湾考察时，从古庙宇的废砖堆中，捡获到一件明代戏曲人物砖雕：高23.5厘米，造型简练，衣饰不加雕饰，落刀非常准确、利索；人物神情生动、传神，线条有力；采用夸张的造型手法，运用恰当的雕刻手段，让单色的砖雕富有黑、白、灰等色彩效果，使人感觉出黑、白、灰色的丰富调子，体现了当时广东砖雕艺术的高超水平。番禺沙湾砖雕是番禺民间园林建筑装饰的特色工艺艺术。2007年已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已拥有省级传承基地，省级代表性传承人3名、市级1名、区级1名。沙湾砖雕兴盛于明代，是岭南园林建筑装饰中的瑰宝。当时沙湾宗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营造了砖雕艺术的沃土，使各祠宇、庙堂和民居等园林不乏精美的砖雕杰作。陈雨田教授去该处考察时，尚能庆幸抢救收集一些精品（图2）。那里曾经涌现过黎民源、黄南山、黎蒲生、扬瑞石、老粹溪、靳耀生等名家。三善村更是一座专出能工巧匠的古村。村里七成以上男丁都从事古建筑装修等行业，历代涌现了很多技艺高超的名师。村内有一座先师古庙，是广东省目前唯一的一座“鲁班庙”。在明代，三善村聚集的许多能工巧匠，他们活跃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承包许多装饰装修工程。在清代咸丰、同治年间该村已有一些名匠，比如黎民源，就曾被慈禧太后选中召入京城为修建北京颐和园效力，他还受封“内廷供奉”之职，被选拔到王宫参与有关砖雕装饰的工作㉚。

  在番禺石楼镇善世堂大堂，目前还保存有较完整的明代砖雕，即该堂正面左右两侧墙上的砖雕群组。它的主体是砖砌镂空大花窗，花窗四边镶有精美的人物、花卉图案等。明代广州砖雕及建筑风格甚至影响了东南亚各地庙宇等园林建筑的装饰。

  明代正德十六年（1521）建造的广东佛山祖庙内的砖石“褒宠”牌坊是该年朝廷为褒奖兵部职方司员外郎梁焯（1491—1537）所建的“郡马宗祠”内的牌坊。梁焯是南海佛山冈头村（后称石角村）人，其先祖世居南雄珠玑巷，南宋时始迁祖梁诏定居南海西雍村（今属顺德）。梁诏五世孙梁接娶了宋理宗之妹为妻，后郡主赵氏次子梁熹迁居佛山冈头，而成为冈头梁氏开村祖，故冈头梁氏被后世称为“郡马梁”，梁焯是第十三代传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驻管祖庙公园内。该牌坊是一座四柱三楼式的砖石牌坊。其正楼和次楼大量附饰精美砖雕，有人物、花卉、鸟兽和戏曲故事等，形象简练概括，刀法生动流畅，花纹颇见匠心。这是迄今为止有确凿年代可资证的明代广东园林建筑砖雕装饰实例，反映出当时广东广府地区的砖雕艺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㉛。

  清代，砖雕艺术承传岭南地区民间砖雕的优良传统，有很大的创新，改变了明代概括、简练的风格为细腻、精致的风格。砖雕多用浮雕、镂空雕、圆雕等，应不同主题灵活运用，刀法刚劲利落，富于装饰性。有下列例证可资说明：

  锦纶会馆始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重修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这座建筑的门前墀头砖雕十分精细，是青砖空斗墙砖木结构、镬耳山墙。它坐北朝南，三进深，青砖石脚，碌筒瓦镬耳山墙，是一座占地面积692平方米的岭南祠堂式园林建筑，也是清代广州丝织业的行业会馆（原址在下九路西来新街）。1997年，它被认定为广州市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㉜。

  凌氏宗祠园林建筑始建于明末，重建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修葺于同治元年（1862），其砖雕装饰亦很精彩。凌氏宗祠坐落在深井村的中心，占地面积573.78平方米，石基高达2米，花岗岩石门框，门首饰以青砖浮雕。凌氏宗祠的石雕和木雕历经岁月风尘，至今虽很破旧，但昔日华美的砖雕依旧焕发精湛技艺之光彩。

  充亭凌公祠，又称“光大堂”，现存建筑建于清代，为深井古建筑群的组成之一，其建筑占地面积198平方米，硬山顶，砖木结构，青砖墙，以三层砖雕叠涩出檐，檐砖雕花草鸟兽，栩栩如生。

  景客凌公祠是该村中保存完好且雕工最精细的一座。其建造者凌福彭于光绪乙未年（1895）与康有为同榜进士，官至直隶布政史。该祠现为黄埔区文物保护单位。其墀头上以历史人物故事为主题的砖雕，虽遭破毁，但仍可辨识，其雕工非同一般㉝。

  塱头村的南面原是大片湖泽，而村落就建在湖边的小岗上，故名塱头。该村分为塱东、塱中和塱西三社，其中塱东和塱中社相连，与塱西社以一条名叫“深潭”的小河涌相隔。村中古建筑群各类雕刻装饰丰富。整体建筑占地6万多平方米。现存较完整的明清时期青砖砖雕建筑就有近200座，其中祠堂、书室、书院共有近30座，炮楼、门楼共3座，其余多为民宅。祠堂主要有黄氏祖祠和渔隐公祠等，大多建于清代嘉庆、道光、咸丰和同治年间，当然，最早的建于明代。祠堂中有许多造型逼真、线条优美的石雕、砖雕、木雕及灰塑和壁画，其中砖雕格外引人注目。它用的是被称之为“挂线砖雕”的深刻技法，线条规整而又流畅自如，纤细如丝且主要装饰于祠堂、书室以及民居中的山墙、墀头、照壁和神龛等部位。雕工纤巧细腻，层次丰富。民居中普通人家大多采取莲托瓦檐砖雕，雕刻出的莲托如波浪一般装点门楣，既轻盈又好看。而祠堂书院这些公共建筑园林的砖雕，则有山水花鸟和人物故事等丰富的题材。

  塱头村建于清代道光六年（1826）的谷诒书室（谷诒即主人黄谷诒，他是富甲一方的绅士），其砖雕技艺更是了得，其檐墙最上面是雕刻精美的砖拱，主体部分雕刻了精致的历史传说故事情景，四周刻有各种花草作为装饰。墀头砖雕则有如意斗拱、戏曲人物和花草瓜果等纹饰。砖雕匾额列于大门两侧，分别雕刻篆书阳文“文章”和“诗礼传家”八个字㉞。

  另外，花都区新华镇资政大夫祠、南山书院、亨之徐公祠建于清代同治二年至三年（1863—1864），当中墀头砖雕以戏曲人物故事为主㉟。

  建于清光绪十六年至二十年（1890—1894）的广州陈氏书院（陈家祠），现存正立面6幅画卷式的大型砖雕群，每幅长4.8米、宽2米。墙面全由一块块坚实的水磨青砖对缝砌成，缝口细如丝线，整齐划一，平滑如镜，它巧用檐下开设窗口的部位作砖雕花饰，使封闭的外墙变得通透轻快。这6幅大型砖雕群所表现的主题分别是“群英会刘庆伏狼驹”“百鸟图”“五伦全图”“梁山聚义”“梧桐杏柳凤凰群图”“松雀图”，《聚义厅》刻绘了《水浒传》梁山108位好汉在聚义厅聚义（图3）㊱。每幅砖雕图像两边均配刻程颐、王文治、翁方纲等文化名人的书法诗文，更显雅致。尤其是它的构图布局，直接吸收了中国画的传统形式，画面丰富而有节奏，形象趋于写实。

  山墙墀头上的砖雕装饰也很丰富、奇妙，题材不仅有南国蔬果、锦鸡花篮、地方禽兽，还有地方浓郁特色的戏曲人物故事，往往一端墀头上就布设有一台精彩的戏剧舞台场景。而且工匠们还会因建筑部位的不同而相应制宜，巧设布局，摒弃那些与主题无关或多余的道具场景，以高度概括洗练的手法，集中刻画特定戏剧情节中的神态。例如，《三国演义》中曹操大宴文武群臣的《铜雀台》《群英会》故事，还有表现民间神话传说中的《仙女下凡》《仕女读书图》等。这些砖雕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把所有人物的神情动态均集中于一个中心人物和中心场景来做综合设计安排，相互呼应，神情交流，使整个构图繁简得当，表现的内容突出、情节紧凑、气氛热烈。其雕工之精细，甚至连鬓发都雕得根根显现，而且所运用动感强的线条能衬托出人物内心情感的变化，加强了真实的视觉效果。在人物造型上，根据人物的不同性格、身份而采用不一样的线条：刻画文人土大夫采用柔和细长的线条；刻画武将、农夫则用刚劲拙短的线条，尤其对武将的盔甲加重线条以强调力度；运用深刻雕法，把花纹深刻成织锦般美丽的图案，线条流畅，纤细如丝。这种深刻雕法要求工匠必须熟悉南方砖的性能特质，并熟练掌握运用操刀的力度才能完成。这种雕法俗称“挂线砖雕”，是广东砖雕的独特之处。

  佛山祖庙始建于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重修于明洪武五年（1372），之后又修饰扩建二十余次。它展现了佛山集砖雕、木雕、石雕、陶塑、灰塑等于一体的民间艺术。保留下来的砖雕仅有两幅，且具很高的艺术价值。这两幅既是佛山砖雕艺术的代表作，也是珍贵的文物。一幅镶嵌在祖庙端肃门南侧围墙，它是由郭连川和郭道生合作的、创作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壁龛式砖雕《海瑞大红袍》，高1.4米、宽2.83米；另一幅镶在崇敬门南侧，尺寸相当，也是他二人同时期创作的壁龛式砖雕《牛皋守房州》，有35个神态各异的人物与殿堂楼阁组合成整体布设在砖雕图像上㊲。

  在云浮罗定市连州镇的白马村清水陈氏宗祠、万车村必名李公祠也有清代留存的《十二生肖》《狮子》《风调雨顺》等砖雕花窗；还有江门鹤山市古劳镇东便坊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咏春拳一代宗师梁赞的故居，亦可见《福寿双全》门饰、《天官赐福》墙饰砖雕。

  纵观这些历史背景和文化遗存中的砖雕，其主要建筑装饰部位有：窗额、墙头、檐下、墀头、门楣、匾额、壁龛、柱头、照壁、马头、山墙面上的上半部分及牌坊门楼等处。其雕刻技法最重要的包含：阴刻（刻划物象轮廓线条，如同绘画中的勾勒）、圧地隐起的浅浮雕、深浮雕、立体圆雕、镂空雕（包括多层次镂空雕）、减地平雕（即阴线刻划形象轮廓，并在形象轮廓以外的空地凿低铲平）以及拼接镶嵌等。历史上，砖雕工艺流程出现过先刻后烧、先烧后刻两种形式。历史早期主要是先刻后烧。明清以后则采用先烧后刻。前者是在砖未烧成的泥坯阶段，拍印或模印图案花纹，后入窑烧成。后者是在烧成砖块后，直接在其上施用各种雕刻手法。后者要经过选砖、修砖，即通过选择质地细腻、幼洁的砖，以砖蘸水磨平；然后上样，即在砖面上贴上图样；再进行刻样，即用小凿描刻出花纹轮廓；之后打坯，即先凿出四周线脚，再凿主纹，次凿底纹；然后出细，即进一步精雕细刻图案细部；最后磨光，即用糙石细细磨光。如果砖质有沙眼，还要用猪血调砖灰修补完成。如果是组合式的大型砖雕，基础原理和工序不变，不过采用的工艺更为综合和复杂。

  据记载和考证研究，汉代至明代，广州知名的砖雕工匠有：西汉南越国御苑名工左官奴兽，东汉永元十六年（104）广州东冶桥北边有砖窑场主陈次华，西晋永嘉五年（311）陈仰、永嘉六年（312）陈仲恕、陈怀甫、张徊、陈仁、陈计，南汉张匡王、南汉乾和十六年（958）兴宁军。清代时期，番禺名工有：黄南山、杨鉴廷、黎壁竹、黎民源、黎蒲生、扬瑞石、老粹溪、靳耀生、何世良（近现代传承人）；南海名工有：陈兆南、梁澄、梁进；佛山名工有：郭连川、郭道生、张汉泉（近现代传承人）；等等。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用手工艺来谱写岭南砖雕历史的不仅是留下名姓的工艺名家，还有大量不可忽视的无名的历代工匠。正是他们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砖雕文化遗产。

  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博专业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文物历史及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