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寺建筑，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早已成为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古往今来，许多珍贵的建筑实例，都是有赖于寺院才得以保存至今。当我们面对这些宝贵的遗产时，如何保存好现有的佛寺古建，能够“修旧如旧”地使其传诸于后世；在复建佛寺时，选择怎样的式样和布局？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主要课题。本文就是从佛寺建筑中，最具特色的结构入手。将佛寺建筑（佛殿）的结构与佛殿寺院的结构（布局），作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分别从台基、墙柱构架、屋顶三方面叙述了佛殿的结构特色；用廊院式、纵轴式、自由式三种布局方式。概括了佛教寺院的结构特色。旨在能够使人们对历代佛寺建筑的演变历程和反映出来的建筑风格有一些具体的了解，并从中得到很好的借鉴。

  佛寺，梵文作vihara,音译为毗诃罗，意译作住处、遊行处，泛指安置佛像并供僧止住以修行佛道的处所。在《释氏要览》卷上中解释说：

  此外，佛寺尚有净住舍、法同舍、出世间舍、金刚净刹、寂灭道场、清净无极园、远离恶处、新近善处[2]等诸多的别名。

  我国有佛寺之始，一般均溯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造立的白马寺。椐《魏书释老志》等一些资料记录，东汉明帝派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赴天竺求佛法。永平十年，他们与中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二位圣僧，携带佛典、佛像回到帝都洛阳，暂居于鸿胪寺内。按《汉书百官公卿类》第七记载，鸿胪寺之最高长官为鸿胪卿，系专门负责掌理接待外宾及凶丧仪庆等事的处所。

  腾兰二人角力既胜，明帝忻悦，初于鸿胪寺延礼之，寻令别择洛阳西雍门外盖一精舍。以白马驮经来故，用白马为题也。西僧乍来，权止公司，移入别居，不忘其本，还标寺号，僧寺之名始于此也。[3]

  由此可知，我国佛寺最早的称谓是源于官方所设，以接待四方宾客的鸿胪寺。可惜的是，白马寺在建成以后便迭遭兵燹，现在早己不复旧观了。《魏书》中有对当时白马寺的生动描述：

  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式样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4]

  继白马寺之后，在后汉献帝中平五年至初平四年（公元188～193年）丹阳郡人笮融在徐州

  大起浮屠祠，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5]

  上面介绍的“浮屠祠”，上累金盘（即相轮），下为重楼，就是早期具有印度风格的楼阁式佛寺建筑。可容三千许人，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这充分证明了汉代北方佛教初传期的一片兴旺景象。

  佛寺在江南的兴建，当首推孙吴赤乌十年[注]（公元247年），孙权为康僧会所造的建初寺。由此而开江南建造佛寺之嚆矢。

  时孙权称制江左，而未有佛教。会欲运流，乃振锡东逰，以赤乌十年至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权大嗟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曰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遂兴。[6]

  其后，继有武昌之昌乐寺、金陵之保宁寺、苏州之通玄寺、扬州之化城寺、四明之德润寺等相继兴建。至此，垂千数百年灿烂光辉的佛教建筑活动，已紧张而有序地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展开了。

  我国的佛寺建筑（佛殿），在立体的布局上，可明显地分为三个部分：（一）台基；（二）墙柱构架；（三）屋顶。这三部分，就如同人的身体一样，无论是细小的僧舍还是雄伟的佛殿，均能充分地各呈其美，互相衬托。中间如果是纵横着丹青的朱柱画额（喻身）；上面必是堂堂如冠冕般的瓦或琉璃屋顶（喻头）；底下则必有单层、多层的砖或石台基（喻足），舒展开来承托。这三部分虽有着各自不同的功用，但只要联络结合在同一建筑当中，便显得天衣无缝，呈现出中国佛寺建筑特有的庄重之美。

  （一）台基：在这三部之中，台基在下是上面两部分的承托者，若无台基，上部将无所立。正如《书经大诰》所谓：

  由此看来，台基是佛寺建筑当中的最根本处，假如没有台基的话，其它的一切也就无从谈起了。

  台基的种类有两种，一种是方形或长方形的土石平台，宽大而舒展，极为常见；另一种就是须弥座。是在六朝时期，由于佛殿的输入，而产生出的一种台基形式。

  按“须弥”，梵名sumeru,又作“修迷楼”，谓其为耸立于一小世界中央之高山。

  譬如烛盘中央耸起，其世界中有须弥山王，亦復如是。此须弥山七宝所成，色形可爱，四角端直，譬如工匠善用绳墨斫成板柱，其形方正，是须弥山，亦復如是。[8]

  便是佛经中对于须弥山的说明。而须弥座的意义，就是指用须弥山来做佛座，以显示佛的不可思议功德。后来到了明清时期，大凡比较高贵的佛寺建筑，都采用须弥座的形制。

  关于须弥座做法的规定，最早始见于宁《营造法式》一书，文中说“垒须弥之制，其高一十三砖。”[9]而到了清代，对于须弥座的做法，有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须弥座各层高低，按台基明高五十一分归除，得每分若干：内圭角十分；下枭六分，带皮条线一分，共高七分；束腰八分，带皮条线上下二分，共十分；上枭六分，带皮条线一分，共高七分；上枋九分。[10]

  台基部分的构造，除了须弥座之外，还包括有栏杆和柱础两部分。所谓栏杆就是指：

  居高临下处的建筑物上，用以防止人物下坠的障碍物；其通常高度约为人身之半。栏杆在建筑上本身无所荷载，其功用为阻止人物前进或下坠，却以不遮挡前面景物为限，故其结构通常都很单薄，玲珑巧制，镂空剔透者居多。[11]

  在佛寺建筑当中，栏杆大多应用于主要殿堂的外围，如大雄宝殿等处的月台之上。若就其材质而言，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砖栏杆，是用砖在平台的周缘垒砌而成。大多会留出一些空格或花纹，起到了矮墙的作用，更加能衬托出殿堂庄严朴实的气势；普通常见的便是石栏杆，可分为宋式重台钩栏、宋式单钩栏、和清式钩栏三种形制。通常来说，宋式的栏杆比较古朴，给人以一种简练、明快的感觉。而清式的栏杆则日趋浮华，往往是装饰多于实用，呈现出极端的程式化，雕刻之工虽极精美，然艺术造诣却相差甚远矣！

  柱础，顾名思义即是指柱体下面的基础。柱础主要的功用是将柱身集中的荷载分布于地面。此外，柱础多以石制，因石质既可防潮，且高出地面，可以轻松又有效地避免柱脚的腐蚀或碰损。

  柱础的种类有两种：一是直接承柱压地者，成为普通柱础；另一是在柱与础之间，加入一种板状圆盘做为过渡，称为带櫍的柱础。櫍的功用，以用石者居多，亦有使用木者，可防止水分顺木纹上升。如果柱脚朽腐，还可用櫍补救，若櫍本身朽坏，还可随意抽换。所以说，在柱下用櫍实为一种聪明的做法。

  在佛寺建筑中，无论是栏杆还是柱础，所雕饰的图案均以莲纹居多。莲花，本源于印度，在佛经中被广泛地引用：

  以大莲花王，譬大乘所显法界真如；莲花虽在泥水中，不为泥水所污，譬法界真如，虽在世间，不为世间法所污；又莲花性自开发，譬法界真如性自开发，众生若证，皆得觉悟；又莲花为群蜂所采，譬法界真如，为众圣所用。又莲花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譬法界真如总有四德，谓常、乐、我、净。于众花中最大最胜，故名为王。[12]

  譬如莲花，花实鬓蕊一时具足，众所爱乐；此法界体，亦復如是，内证实体普门示现，花叶鬓蕊一时具足，为众愿乐，如彼莲花。[13]

  用以表明佛教中因果同时、一切具足的含义。当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莲花所具有那种“出淤泥而不染，濯青莲而不妖”[14]的品格，更加为国人所尊崇，几乎成为佛教的象征了。我想，正因为莲花具有这诸多的象征意义，遂能普传至今，在佛寺建筑的雕饰中独占一席。

  （二）墙柱构架：是佛寺建筑的主体部分，由墙壁和木质的梁柱构架组合而成。其造法是先用木材构成梁架结构作为骨干，然后再砌上墙壁，如皮肉附在骨上一样，负重部分全赖构架，毫不借重于墙体。北方有句通行的谚语“墙倒房不塌”，说的正是此理。下面我们将最具特色的木质梁架部分，做一下简要说明：

  （1）柱体：是用来支撑梁架和整个房顶的圆形木柱，在多数情况下，它保持了木材圆形断面和力学上的功能形状。虽然也有使用方柱、八角柱、梅花柱，雕龙柱等，但都是个别的特例。为了使这一构件看起来更刚柔有力，于是就产生乐棱柱的形式。即柱身逐渐往上收小，而柱头则为覆盆形，以便承力。

  （2）雀替：用于横置的梁额与竖立的柱体交接处，主要是为缩短梁额净跨的长度，减小梁额与柱体相接处的剪力，防止横竖构材间角度的倾斜。雀替的种类很多，有大雀替、小雀替、龙门雀替、通雀替、骑马雀替等许多的样式。到了明清时期，雀替被广泛地应用到佛寺内的各种建筑上，且多雕刻得极为精美华丽。

  （3）梁架：是一座建筑的骨架。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梁架下面均无天花遮盖，以暴露在外施以彩绘者居多。有一种用断面狭长的木材，斫成“新月”形式，其梁肩呈弧形，梁底略上凸，被称为“月梁”。有一些月梁还被施以雕饰，就显得更为秀美奇巧了。

  （4）驼峰：多用在上下两层梁头的相叠处，其作用是为了在梁上分布重量。在宋李诫《营造法式》卷五中列有四种驼峰：鹰嘴驼峰三瓣、两瓣鹰嘴驼峰、掐瓣驼峰、毡笠驼峰。但在现有实例上，驼峰的式样很多。到了清代，驼峰的造型更趋装饰化，成了倒扣的荷叶状，被称为荷叶橔。

  （5）隔架科：在清代佛寺建筑中，经常见有在上下两层长度相等且平行的构材之间，用荷叶橔、栱子和雀替合成一种联络或垫托的部分，称为隔架科。通常来说，两根平行的构材其两端都会交在同一立柱之上，所以隔架科的功用，只在于将上下两层联络得更紧凑一些而己

  （6）斗栱：是我国木构架建筑中特有的结构构件。它最初是由柱头的结构演变而来的，以后逐渐演变成为既是结构构件，又极富装扮修饰的效果的构件。斗栱的结构，自汉代起就已臻成熟之境，一直被各系的建筑所采用，但以佛教运用的最为著名。如山西应县佛宫寺内的释迦塔始建于辽，全塔有各类斗栱五十四种，犹如云朵簇拥，堪称我国古代斗栱造型的宝库。一件完整的斗栱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其形状方块者为“斗”；船形或肘形长木为“栱”；栱以上斜重向外伸出如舌状者为“昂”；在横栱之上所施者为“枋”。

  （7）天花：就是在佛殿的顶棚处，先用木框做方格，然后在方格上放置木板（天花板）的一种装饰形制。在历史上，天花的方格愈早愈大，如辽宋时期的天花无论方格还是支条都很大，且并不全是正方形，常有长方形的。到了清代，整个顶棚都必须是用一色一式的正方形天花板，既朴素庄严，又显得辉煌而华丽。

  （8）藻井：多用在天花中最重要的部位，如宝座或佛像的顶上，穹然高起如伞如盖。而此处在古代被成为“中霤（霤li，说文云：霤，神名也），[15]是祭祀的所在，为了表示此处的尊贵，正好采用藻井来装饰。

  取名藻井，是因为“中霤”的形状像井，并多在井上加藻纹饰样，所以叫做“藻井”。[16]

  藻井的形状和种类有很多，如河北景县开福寺大殿的藻井，便是采用小斗栱组成的螺旋状，十分精美。

  佛寺建筑内部顶棚的设置，除了天花及藻井以外，还有一种不用任何装饰，而是将房椽，梁架全部。并施以彩绘，这样的做法叫“徹上露明造”。如北京法源寺的大雄宝殿，采用的即是此法。只不过采用此法的殿宇皆要将梁、枋、椽、檁等构架做得很光整，还要彩画得很美观，这样一来反倒不如用天花经济一些。

  在墙上而能开阖的是牖；不能开阖而在屋上的是窗，如天窗、烟窗之类。[17]

  如此说来，我们现在叫作窗的是古时的牖，而古时的窗，只相当于现在的天窗、横披之类。窗的种类很多，有槛窗、支摘窗、横披窗、阑槛钩窗、直棂窗等许多种类。而佛寺建筑中，大多采用菱花槛窗比较普遍。

  （10）格扇：又作“隔扇”，宋代称“格子门”，即现在通称作门者。其作法是先作成木框，竖的叫“边挺”，横的叫“抹头”。在这木框之内可分为三部分：在上部作窗棂的叫“槅心“或”花心”；下部用木板的部分叫“裙板”；在中部槅心与裙板间的部分被称为”绦环板”。在佛寺建筑中，最常见的槅心图案有，双交四椀菱花、三交六椀菱花、及三交灯球六椀菱花三种。

  每当我们盛赞一座佛寺建筑的时候，往往用“雕梁画栋”一词来描绘，而其中“画栋”指的就是建筑中的彩画艺术。在木构表面涂饰油漆彩画，既可以有效的预防风雨浸蚀，保护木骨；又能够更好的起到很好的装饰作用，这便是彩画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彩画一般用于檐下的斗栱、梁、枋、椽头及殿内的天花、藻井等处，在等级较高的佛寺建筑中，檀子和梁柱上面也常绘有彩画。彩画的颜色多以青、绿二色为主要色调，并在上面贴金，避免了这些冷色调的深沉感，增加了彩画生动、辉煌的效果。梁架上彩画的构图，可分为和玺彩画、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三类。和玺彩画多用于等级很高的皇家寺院或离宫、别院；旋子彩画通用于一般寺院的殿堂；而苏式彩画主要用于寺院内的园林、庭院建筑上面。[18]

  （三）屋顶：是极具佛教特色的部分。在外形上看，佛寺建筑的屋顶皆安装有佛教内涵的饰品，如莲花、宝珠、、宝塔等，这些都是迥然殊异于他系建筑之处。正因为佛教建筑有了自己成熟的标识特征，才使得屋顶部分显得格外的庄严美丽。

  屋顶的式样，约可分为五种：即庑殿、歇山、悬山（或挑山）、硬山、卷棚等诸式。具体地说，庑殿有五脊四坡；歇山即在庑殿顶的两端加上两山。庑殿、歇山两种皆用于大型建筑物，或作单檐，或作重檐。凡悬山（或挑山）、硬山等俱五脊三坡，山墙直上者为硬山，其垂脊博缝等探出山墙而者为悬山；屋顶上没有正脊，用蝼蝈筒板瓦者即为卷棚式。而悬山、硬山、卷棚三式，则多用于次要建筑物，如配房等处。

  在屋顶之上还要有房脊。房脊的种类一般有正脊、垂脊、戗脊、角脊四种。以重檐歇山式为例：在屋顶最高处平行排列，并饰有各种砖雕或琉璃制品的是正脊；垂脊就是由正脊沿屋顶缓慢向下的部分；戗脊是屋顶四周挑起的前端与垂脊相连接的部分；而角脊则是指重檐以下，与戗脊相平行的部分。在正脊与垂脊的相交处，皆需设有正吻（全名螭chū吻，系龙生九子之一，因好吞火故居于殿脊两端），一件标准的正吻要包括有吻钩、吻索、吻锔、索钉等几大部分。走兽被装饰在戗脊或角脊上，其排列是有一定次序的。由仙人数起，一龙、一凤、三狮子、四天马、五海马、六狻猊、七押鱼、八獬豸、九斗牛、十行什。走兽的用法，按贯例要用单数，一般以五个居多。若少于十件，可按先后次序，使用在前者。

  能够使屋顶成为最引人注目，并且使人产生富丽堂皇的感觉者，多是由琉璃瓦建造的缘故。据考证，琉璃最早产生于印度，并经西域流传到了我国。

  琉璃，梵文vaidunya，译作“吠瑠璃耶”，乃碧王留璃及番瑠璃的简称，汉书中作“流离”，言其流陆离之意。[19]

  在佛经中，也会经常遇到“瑠璃”一词，且多与金、银、玻璃、砗磲、赤珠、玛瑙等合用，被称为七宝，那指的是宝特琉璃，而非人工烧造之物。如《一切经音义》中说：

  所言瑠璃者，梵语宝名也。须弥山南面是此宝，其宝青色莹徹有光，凡物近之皆同一色。帝释髻珠，云是此宝，天生神物非是人间炼石造作，焰火所成瑠璃也。[20]

  由此可知，琉璃的得名是来源于佛教中的“瑠璃宝”，用以称赞世间琉璃光色的殊胜。而将世间的琉璃广泛地运用到建筑上面，则始于北魏时期。

  大月氏国于世祖时，其国人商贩至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逆贱，人不复珍之。[21]

  自此以后，琉璃的施用，也就开始善及起来。无论是殿顶屋脊，还是影壁牌楼，亦常用琉璃建造。琉璃瓦的屋顶，也就成为尊贵建筑物的一种象征了。

  寺院，是佛教进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中国的佛教寺院，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结构特色。这里所言的结构，就是指一座寺院中各种建筑的排列次序，即是以何种方式来布局的。历史上佛寺的布局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廊院式：这是我国佛寺早期的一种布局形式，主要是在塔庙制度的影响下而产生的。所谓廊院式，就是以一座佛殿或一座佛塔为中心，四周绕以廊屋，形成独立的院落，大的寺院可以由多个院落组成。这种布局，是受到当时印度佛寺样式的影响，与中国传统宫署建筑相结合而形成的形制。

  塔，其形制导源于印度的“窣堵坡”，汉语译为“浮图”、“浮屠”等名称。它本是印度的一种坟冢，释迦牟尼佛涅磐以后，藏置佛陀舍利（身骨）和遗物的窣堵坡便成了佛教弟子心中的圣物。在佛教初传期，便以佛塔代表佛法身的显现，是佛教徒尊崇的对象，所以将塔立于佛寺的中央，成为寺内的主体。以后开始建佛殿供奉佛像，以便信徒们礼拜，于是塔与殿并重。这种寺院的格局，遂成为一种制度，被称为“浮图寺”或“塔庙”。意即庙中必有塔，塔处即是庙。

  早期的佛寺，就是完全按照这种塔庙制度来布局的。如元魏杨衒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中记述了当时洛阳的四十多所重要佛寺，其中以永宁寺最大。此寺平面采取在廊院内布置主要建筑的方式：前有寺门，门内建塔，塔后建佛殿。

  永宁寺，熙平元年（公元516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復高十丈，合去地十千尺，去京师百进而已遥见之[注]寺院墙上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宫墙也。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门图东西二门亦皆如之，所可异者，唯楼二重，北门一道不施屋，似乌头门。四门外树以青槐亘以绿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22]

  这种平面方形，四面开门，中央建造主体建筑的布局方法，无疑正是这一时期廊院式结构的典型。

  这种以塔为主，塔在殿前的布局形式，始自汉、晋、南北朝，一直沿续到隋和唐初。但在不同地区，寺塔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作为诵经、礼佛的殿堂，受到人门的重视而开始升级。先是寺塔并列，成了塔殿左右相对的形式；以后又有把塔排出寺外、建于寺旁，或另建塔院的做法。这一变化是在唐初开始的，其原因主要来自于两方面：

  其一，是由于两晋之后，佛教得到了普遍传播，高僧倍出寺塔林立，使佛寺建筑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更有许多贵族官僚、富商巨贾以至公卿王侯，纷纷把自己的宅弟、王府舍作寺庙，以表对佛法的崇敬心情。如北魏正光初年（公元520年）的灵应寺，就是舍宅为寺的。

  时有隐士赵逸云，正光初来至京师，见子休宅叹息曰：此宅中朝时太康寺也。子休掘而验之，果得砖数十万。兼有石铭云：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岁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仪同三司襄旭侯王睿敬造子休遂舍宅为灵应寺。[23]

  这些由贵族官僚捐献府弟、住宅而改建的寺院，往往是“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室”[24]，并且还会带有许多的楼阁和花木，这样一来也就无法再遵循“塔庙”的建筑模式了。

  其二，中国固有的那种重重庭院的布局方式，已经有了深厚的传统基础，并非外来力量所能轻易改变的。历史证明，佛寺为了能起到非常好的传教作用，就必然要利用原来从上到下各阶层久已习惯了的形式，才能收到效果。在初唐时期，由于佛教本身发展的需要，道宣律师根据中国的详细情况，书写并绘制了《关中创立戒坛图经》。把中国早期，以塔为中心的佛寺布局，改变成为以佛殿为中心，塔寺并存重重庭院的布局形式。[25]

  这一时期，功德最胜名传至今的，当属陕西西安的大慈恩寺。寺为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高宗为太子时，为母文德皇后立，故以“慈恩”为名。“寺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26]寺成，太子亲幸。拜佛像幡华，敕度三百僧，别请五十大德，迎玄奘法师为上座。且于寺之西北建立浮图。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沙门玄奘所立。初唯五层，崇一百九十尺。砖表土心，仿西域窣堵坡制度，以置西域经像。[27]

  上面所描绘的，便是现存的西安大雁塔。首先建寺，在四年之后才建塔，且塔居于寺外，本身就说明此时的佛塔已不再是寺院的主体，而成为列在寺旁的建筑物了。

  从以上所言的两个方面，我们大家可以感觉到，外来的建筑形制到了中国以后，正逐渐地被中国固有的传统所融化和吸收。至此，距离外来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也就为期不远了。

  （二）纵轴式：是中国佛寺布局的主要形式，现存的佛寺建筑，大多采用此种布局方式。唐中叶至五代时期，禅宗大盛，于是乎更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如果说在唐以前，佛寺的布局尚存在印度遗风的话，那么唐代以后，随着“伽蓝制度”的形成，佛寺的布局就完全被中国纵轴式的殿堂、院落所代替了。可以说，纵轴式的布局，完全是中国伽蓝制度的具体反映。

  伽蓝，全译作“僧伽蓝摩”，意译作“众僧园”，是指僧众所居的寺院或堂舍。一所伽蓝，必须要具备七种主要建筑，被称为“伽蓝七堂”。最初此七堂是为表佛面之义，后来则以人体相配，来表示其各部分的功用。分别以人的头来表法堂；以心表佛殿；以阴表山门；以两手来表僧堂和库院；以两脚表西净和浴室。然而，“七”所表是完整主义。佛寺内未必只限于七堂，凡大型寺院皆具有多重殿宇，如五台山之竹林寺有六院、大华严寺有十二院，皆不侷于七堂之数。到了后世，一所伽蓝的完成仍遵循“七堂伽蓝”之制，但七堂的名称和配置，也就因时代或宗派之异不一样了。今介绍一下禅宗伽蓝和讲寺伽蓝两种不同的配置：

  僧堂：或作禅堂、云堂、选佛场。系僧众坐禅或起居之所，中央安置文殊菩萨像。

  所谓纵轴式，就是将各主要殿堂井然有序地布置在一条轴线上，每个殿堂前面左右各配置一座佛殿，所形成三合或四合的院落。各组院落中，主体建筑的体量、造型，往往要结合所供奉主像在佛界中的地位而有所变化的一种布局形式。

  早期的纵轴式布局，尚能依照伽蓝七堂之制，既便是有些改动，出并不是很大的。如北京西山的卧佛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虽然现存殿堂大多为清雍正时期所建，但其平面上依然还保留着唐代伽蓝的纵轴式布局。近世的建筑学家刘士能先生来此调查后，曾概括地说：

  唐宋以来有伽蓝七堂之称。惟各宗略有异同，而同在一宗，复因地域环境，互有增省现卧佛寺中院，除去后殿之外，前面各堂为数适七，虽不敢说这是七堂之例，但可藉此略窥制度耳。[28]

  延至后世，虽然寺院大多都保持着纵轴式的布局，但已完全打破“伽蓝七堂”的制度了，有一些大型寺院还并列着两条或三条轴线。河北正定隆兴寺存下来的宋代佛寺布局，就是一个重要实例。山门内为一长方形的院子，钟楼鼓楼分列左右，中间的大觉六师殿已毁，但尚存遗址。北进为摩尼殿，有左右配殿构成另一处纵长形的院落。再向北进入第二道门内，就是主要建筑佛香阁和前面两侧的转轮藏殿与慈氏阁所构成的形式瑰丽、气势宏伟的空间组合，这也是整个佛寺建筑群的高潮。最后还有一座三殿并列的弥陀殿，位于寺后。与佛香阁并列着还建有第二条轴线上的关帝庙，以及第三条轴线上的方丈院落。总观全寺建筑，皆含有中轴线作纵深的布置，自外而内殿宇重叠，院落互变主次分明，实可可以称为纵轴式布局的优秀典范。[29]

  （三）自由式：此种布局形式，是随着藏传佛教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多建于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地，只有少量的汉传寺庙具有这种布局。自由式布局的形成，还在于元朝的蒙古族统治者崇信藏传佛教，而藏传佛教的寺院建筑往往都采用“都纲制度”。于是，便有了自由式布局的产生。其特点是，无显著的主轴线，按照地形因地制宜来配置寺院中的各类建筑。

  都纲，藏语称之为“杜康”，汉语音译为“都纲”，是指在一所寺院中佛殿与经堂合为一体的建筑模式。在都纲式佛殿中，不仅有佛像、供器及经橱，而且还要进行诵经、作法事等活动。而其它的宗教内容，如保存有活佛遗体的灵塔殿，以及转经廊、塔、活佛公署等，都分布在它的周围。这种布局方式，到了明清时期仍然沿用，并最终发展成为“格鲁派”的“札仓”（经学院）形制。

  早期的都纲式建筑，其形制均比较单一，其中以西藏日咯则的夏鲁杜康最为典型。此寺是在十四世纪中叶，由当时教的著名僧人布顿仁钦扎巴（1290～1364）兴建。其主体建筑由门廊、经堂和佛殿三部分所组成。中部凸起开设天窗，以便采光，室内运用木柱、密梁、早顶的结构，并采用汉族形式的屋顶。这些结构手法，完全是元代内地的典型式样，由此能够充分证明当时汉藏两族的交流与融合。[30]

  后期的都纲式建筑，大多比较繁杂。一所大的寺院，也会由多个札仓所构成。例如，甘肃省夏河县的拉卜楞寺，就由六个札仓所构成。其中以铁桑浪瓦札仓（闻思学院），最为著名。该札仓由庭院、前廊、经堂、佛殿四部分所组成。经堂很大，可同时容纳四千念经；佛殿高而进深小，内供铜质佛像，旁边另一殿内放置活佛尸塔。在全寺范围内还建有活佛公署，印经院、讲经坛、塔和康村（住所）等多种建筑物，皆能主次有序，变化自如地分布开来。[31]

  到了明清时期，藏传佛寺建筑在元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获得了空前的繁荣，特别是在清朝，为了加强对西藏、蒙古的统治，多采取怀柔政策，更加重视藏传佛教。这一时期，不仅在西藏、内蒙古等地兴建了许多佛寺；并且还在青海、四川、河北、辽宁等广大汉族地区建造了一系列具有浓郁民族风格，富于创造性的佛寺建筑群。这其中以河北承德市的外八庙最具特色。

  外八庙之一的须弥福寿之庙，建于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当时是为了款待六世班禅，仿照札什伦布寺而建造。自庙前五孔桥开始，依次为庑殿式山门；方形御碑亭；东、西掖门；中部有三间四柱七楼式琉璃牌坊，坊后即主体建筑群大红台和妙高庄严殿。大红台系三层楼群，平面呈“回”字形，台上四角各筑有庑殿顶小殿四座，正中为面阔七间方形妙高庄严殿，高三层、重檐歇山顶，上覆鎏金鱼鳞形铜瓦，四条垂脊上共饰有八条飞腾生姿的鎏金铜权，金光闪烁、辉煌灿烂；后部建有由金贺堂和万法宗源殿组成的藏式院落；其最高处为八角七层琉璃宝塔，雕饰华丽、秀美庄重。整座佛寺以大红台为中心，巧妙地将形体各异的汉、藏建筑融为一体，轮廓显明、疏密有致，实可可以称为自由式布局的得意之作。[32]

  在这三种基本布局之外，还有一些颇具特色的实例。如依山临壑的河南汝州风穴寺；悬建在峭壁山腰的山西浑源悬空寺；具有江南民居式样的江苏苏州柴金庵等，均能反映出中国佛寺灵活多样的布局特点。

  佛教，对整个信仰者的思想和生活均有着非常大而不可磨来的影响。佛教建筑，作为其传播的主要载体，在中间起着难以估量的积极推动作用。或可认为，若无佛教建筑，佛教则不可能在中国蓬勃兴起；中国的民间传统文化，也就将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了。由于佛教体系的精深与博大，佛教建筑的世界亦异常辉宏繁缚，当佛教步入中国，佛教建筑在向着中国化，世间化迈进和过程中，其建筑的类型、风格以及布局方式也在不断地变更着原有面貌，拓展着它丰富的内涵。

  本文将佛寺建筑中最具特色的结构部分，扩展开来，分为两大部分介绍。即佛寺建筑（佛殿）的结构特色；与佛教寺院的结构（布局）特色，作出一些归纳和介绍。最大的目的是为了使大家对于佛寺建筑的由来、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产生出哪些制度，以及佛寺建筑的整体的结构等内容有个清晰的了解。所要说明的是，佛教建筑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诸如石窟、佛塔、经幢、碑碣等均属此例。本文仅就佛寺一项做出具体的论述。对于其它种类的佛教建筑，诸位若有兴趣，可参阅拙讲义《佛教文物常识建筑章》。

  正所谓：“世间好话佛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那些历代遗存下来星罗棋布、异彩纷呈的佛寺名蓝，以其丰富多彩的建筑形式和灵活多样的布局，是我们了解佛教，认识历史的一个切入点。从中可以感受到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的变迁、经济的盛衰，文化交流和科技发展等诸多的信息。因此，对于佛寺建筑的了解和认知，对我们提高个人的宗教学识，加强对佛教文物的保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上“创造伽蓝”，《大正藏》54，236下。

  另一为赤乌四年（公元241年），参见《释迦方志》卷下，《大正藏》51，971上。

  [6]（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康僧会传”，《大正藏》55，96中下。

  [7]译文：以作室来喻之。父亲虽然定下了广狭高下，但其子不肯为他造台基，况且为之造屋乎！

  [8]（陈）真谛泽《立世阿毗昙论》卷二“数量旨”第七，《大正藏》32，181上。

  [13]（日）真兴《莲花胎藏界仪轨解释》卷上，《大正藏》61，565上中。

  [15]（辽）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卷三“滴霤”，《大正藏》54，946中。

  [20]（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吠瑠璃”，《大正藏》54，317中。

  [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中均作四十余丈。

  [22]（元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一“永宁寺”，《大正藏》51，1000上。

  [24]（元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一“建中寺”，《大正藏》51，1002下。

  [25]（唐）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大正藏》45，812～813上。

  [31]请参阅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明清宗教建筑》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