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宋代建筑文化通过海上丝路传入日本为题，从日本建筑史学者对现存若干仿宋建筑遗物的研究，显示出当时日本社会在奈良朝、平安朝、镰仓朝学习中国佛教建筑的热忱。从中反观江南唯一的宋代建筑代表保国寺，成为一座具有范本价值的文化遗产，它与南宋大寺院“五山十刹”共同构成的宋代建筑特征，成为日本佛寺建筑学习的楷模；无论是寺院总体布局，还是建筑的结构、装修乃至屋面做法，皆历历在目。

  东亚海上丝绸之路分为早、中、晚三期，本文所论及的事例为中期时段———宋元时期，借助当时中日之间直通的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佛教文化与建筑传播的状况。宋代曾经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建筑；其中宋代佛教寺院的建置模式，木构殿堂的技术做法，在东北亚文化圈中格外受到青睐。双方人员互访，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在宋代，日本僧侣凭借海上丝绸之路，从日本博多港(福冈)出发，到中国的明州(宁波)、泉州等港口入境，前来者络绎不绝。他们不仅学习佛教文化，同时学习佛教建筑；据日本建筑史学者太田博太郎先生的研究，在日本建筑发展史上，中土建筑的影响贯穿着奈良朝、平安朝，一直到镰仓朝；从平安朝(794—1185)治承四年(1180)开始，在佛教寺院的建筑中出现了新的风格，例如奈良的东大寺、兴福寺被火烧之后，“东大寺重建采用了崭新的宋朝建筑式样，日本建筑界又出现积极接受中国建筑的热潮”。虽然“当时日本已经很长时间中断了向中国委派遣唐使；但是，去中国巡礼进香的入宋僧侣有增无减，他们带回的文物、典章深受国人尊崇。随着崇尚中土之风越演越烈，引进宋代文化规模慢慢的变大，最终酿成了引进宋朝建筑形式的时机”1。在日本泉涌寺所藏典籍《不可弃法师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唯有此寺惟妙惟肖地直接模仿了大宋之仪”；另一处寺院，天龙寺建立时，“轰动扶桑，如见大唐”(《梦窗语录》)。2

  当时入宋日本僧侣著名的有荣西、道元、重源、俊芿、无象静照等，同时由于日本幕府为主体的统治者，热衷参与镰仓和京都的大寺院的创建，于是，亲自邀请中国僧侣赴日传播佛教文化及建筑技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僧侣赴日者逐渐增多，其中著名的有蘭溪道隆、大修正念、无学祖元、石溪心月等。

  蘭溪道隆为四川涪陵人，于建长三年(1251年)受北条时赖邀请，创建神奈川建长寺，这座寺院在1251年开始建设，寺院地址选在可以纵深铺陈的山地，其佛殿规模和做法堪称宋代建筑楷模。建长七年(1255年)铸钟，钟上有蘭溪题词铭文“南阎菩提，各以音声长为佛事，东州胜地，联芜榛莽，创此道场。天人影向，龙象和光，云敛霏开。楼观百尺，岚敷翠扫，弓势压诸方。事既前定，法亦须张，围范洪钟，结千人之缘，会宏撞(钟)高架，镇四海之安康……。”3这段铭文反映了兰溪对寺院建造的心愿。三十年后，蘭溪道隆于弘安元年(1278年)在建长寺圆寂。现存的元弘元年(1331年)所绘建长寺总平面图可知寺内建筑布局；山门、佛殿、千佛阁等建筑沿中轴线排列，佛殿东厢位置为库院，西厢位置为大僧堂，这样的布局与入宋日僧所绘之中国《五山十刹图》及语录“山门朝佛殿、库院对僧堂”相同。

  大休正念出生在浙江永嘉，曾经是天童寺的首座，受北条时宗的邀请，于文永6年(1269年)来日，担任禅兴寺住持，这座寺院当时仅有山门、佛殿，第二年便建起了法堂、方丈(殿)、僧堂、厨库等建筑。文永11年(1274年)大休正念成为建长寺的住持。并于弘安八年(1285年)在神奈川的圆觉寺创建舍利殿，弘安末在寺院后山建三重法华塔4。

  无学祖元于宝庆二年(1226年)出生在明州鄞县，就学于南宋五山各寺，曾任浙江台州真如寺住持，后在担任天童寺首座之时(绍定五年—1232年)受北条时宗邀请，成为建长寺住持，弘安五年(1282年)成为圆觉寺开山，1284年离开圆觉寺，专驻建长寺，弘安九年(1286年)圆寂5。

  在镰仓时代(1192—1333)建长寺、圆觉寺的开山法师、寺院主持多为中国僧人，其中在建长寺先后的有13位住持，圆觉寺先后有8位住持都是中国僧人。

  荣西(1141—1215)第一次入宋留学是在仁安三年(1186年)，后来，荣西于建久二年(1191)返回，归国后曾为修建天台山万年寺山门、两廊、宁波天童寺千佛阁等送去40棵大木料，对南宋五山寺院的建设功不可没。建久三年(1192年)，在博多(福冈)构建了建久报恩寺，荣西所建的另一座规模更大的寺院是日本京都的建仁寺，当时“荣西在幕府政权的援助下于建仁二年(1202年)在京都建了建仁寺6。由于当时日本宗教领袖对禅宗的激烈排斥，“建仁寺不得不以天台宗分院的名义加以建设”(5)。

  从后期所记录的图样看，其总体布局“三门、佛殿、法堂、方丈，均沿中轴线排列，周围绕以回廊……左右分列鼓楼、钟楼、土地堂、祖师堂，东南有浴室，西侧有禅堂、众寮，东侧配厨房，是显而易见的宋代禅宗式样”7。

  据日本南北朝时代(1336—1392)存下来的佛教寺院总体布局图来看，建仁寺的三门、佛殿、法堂、方丈均沿中轴线排列，周围绕以回廊与此相连。左右分列鼓楼、钟楼、土地堂、祖师堂，东南有浴室，西侧有禅堂、众寮，东侧配厨房。

  贞应二年(1222年)入宋，曾参拜临安径山寺，明州的育王寺、天童寺，并成为曹洞宗法嗣。安贞元年(1227年)归国，于1233年在宇治创建兴圣禅寺，他的“僧堂劝进疏”称：寺院最重要的有僧堂、佛殿、法堂等建筑，其中，僧堂内设长床，僧众集中居住，正中为圣僧坐席，僧众在其周围。他的描述与入宋僧人所绘“五山十刹图”中的僧堂如出一辙。20年后的1244年，道元在越前开创了永平寺。8

  日僧圆尔弁圆(1202—1280)，于嘉祯元年(1235年)入宋，参拜南宋五山寺院与天竺寺诸寺的法师，在仁治二年(1241年)归国，宽元元年(1243年)成为京都东福寺的开山，为这座寺院的建设作出重大贡献，东福寺是禅宗、天台、真言三宗兼学的寺院，圆尔弁圆在营建寺院建筑时，明确是以南宋大型寺院建筑的风格为目标，其所建重层的三门，上层为千佛阁，山门的东西设置钟楼和经藏，回廊设有禅宗三十四组、真言八组、天台六组之履历。法堂也为重层，上层安置了文殊与五百罗汉像，还有僧堂、洗面所等，于1271年完工。其建筑形式都采用宋式风格。三门，可以供人登临，眺望周围的景物，开创了楼阁式建筑的新形式。11

  五山十刹在南宋时期叱咤风云，成为传播佛教文化及哲学思想的重要场所，但其中所载的宋代个体建筑均已无存，仅存日本僧侣所绘《五山十刹图》。

  在南宋宁宗朝(1195—1224)，宰相史弥远奏请制定寺院等级。《西湖游览志》载：“嘉定间品第江南诸寺，以余杭径山寺、钱塘灵隐寺、净慈寺、宁波天童寺、育王寺为禅院五山。钱塘中天竺寺、湖州道场寺、温州江心寺、金华双林寺、宁波雪窦寺、台州国清寺、福州雪峰寺、建康灵谷寺、苏州万寿寺、虎丘寺为禅院十刹。”南宋官方钦定五山十刹，其目的是“推次甲乙，尊表五山为诸刹纲领”。

  日僧义介对禅宗的寺院尤为重视，并于南宋淳佑八年至宝佑四年(公元1248—1256年)绘成《五山十刹图》带回日本。

  图中涉及五山寺院布局的史料有天童寺、灵隐寺、万年寺的平面草图，涉及寺院个体建筑的史料有灵隐寺僧堂平面草图，径山寺法堂剖面草图，金山寺众寮平面草图，金山寺佛殿立面草图，何山寺钟楼立面草图。除此以外还有室外门窗装修的草图，如天童寺版门、睒电窗、欢门。室内装修有金山寺转轮藏构造草图。其所反映的寺院建置状况，可作为了解南宋时期曾经存在的某种建置形式的案例(图1,2)。

  保国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骠骑将军之子张齐芳舍宅为寺，但几经兴废，到了北宋德贤尊者于大中祥符四年(1014年)重建寺院，并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建成大殿，才使寺院香灯得以延续，保国寺大殿成为活着的宋代建筑存活至今当之无愧的代表。尽管经过后世重修，但宋代原物大体存下来(图3)。

  宋代大殿的原有木结构被清代添加者所环绕，使座单檐屋顶的建筑变成了一座重檐大殿，清代修缮后，清代新增结构承托着大殿下檐，巧妙的使宋清两代的木结构融为一体(图4)。

  寺院平面的变化记录着寺院从北宋、南宋到清代、民国发展的历史，在发展中所添加的一处处建筑，向人们诉说着寺院传播佛法的宗派之变化，映射出社会上各个教派的繁荣与兴旺，但却仍然保存着宋代立业之本，因此能说它具有宋代佛教寺院建筑的“范本”价值，这体现在以下诸多方面：

  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为山门、佛殿、法堂、净土池，两侧设置有朝元阁、方丈、祖堂、僧房等。其中的山门佛殿为北宋时期所建，南宋时期在大殿之后增添了法堂，在山门与大殿之间增加了净土池(又称莲池)。并在厢房中增添了十六观堂，这正反映着南宋时期一度流行的天台宗寺院兼修净土的特点(图5)。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被朝廷赐予“精进院”匾额。明代将山门改成了天王殿，寺院在这组建筑群前的半山另建山门，并挂上了“第一山”的匾额。清代在大殿两侧改建、添建了钟、鼓楼。至民国还有修建，如法堂之后的藏经楼等。

  大殿结构构架特征，在诸多方面与晚于大殿90年后官方颁发的《营造法式》相近或相同：

  枓栱设置在柱头高度，总体布局采用当心间用补间铺作两朵，次间用一朵，铺作之间彼此以木方相连，形成了铺作层(图7)。

  外檐采用下昂造类型，为七舖作双杪双下昂式，用材尺寸相当《营造法式》中的五等材。

  外檐枓栱通过斜置的下昂，满足出檐深远的悬挑功能，事半功倍。下昂后尾与屋顶的结构构件“槫”(后世称檩)相搭接，利用屋顶的重量与挑檐的重量相平衡(图8)。当昂尾遇到室内装修的阻碍时，创造性的采用了“自槫按蜀柱以插昂尾”的做法。在昂尾和华栱里跳，多处使用带有雕刻的鞾楔为装饰(图9)。

  大殿清代修缮后，上檐屋面仍然采用九脊顶，但不同于宋式，在山面补钉了山花板(宋代称谓)，在槫的端部仍然钉着博风板和悬鱼、惹草，只是尺度稍小。下檐在山面与上檐山花板相接部位，仍然采用着宋式的曲脊做法，也算是传承了宋代的基因吧(图10)。

  保国寺大殿室内集藻井、平棊、平闇于一身，在中国现存的千年古刹中仅此一例。对于前进深这个公众活动最为频繁的空间，进行重点装修，刻意雕琢，于天花以下用月梁，梁间做出藻井、平棊、平闇，这里的空间高度从室内地平到三椽栿下虽然只有4米高，但在三椽栿之间，顶部装饰着3个华丽藻井，使空间有了起伏变化，气氛显得格外活泼(图11a,b)。

  同时代使用3个藻井的佛殿，除此之外还有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一处，但比保国寺大殿的藻井要简单得多。一般在9世纪—13世纪建筑中藻井构成采用层层叠落的模式，最下为方井，然后为八角井，最上为八棱锥。祥符殿将方井与八角井相结合，从两者相交的节点挑出两层华栱，承托着八个弧形的令栱，并伸出八条弧形角梁，汇聚到中心点，弧形角梁之间自下而上安装着环形的木肋，这个圆井整体上相当于一个半圆的球体，当心间中部藻井两侧施长方形平綦(图12,13)。

  其中的构件的连接完全靠榫卯来完成，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尤其是在同时期的其他建筑所设置的藻井中，没有采用弧形构件，因为这种弧形构件制作难度很大，不仅做工特殊，而且对木工工具也需创新。据后世的资料，凡是弧形木构件，采用的是“水湿压弯”成型，这种方法是否在宋代已经产生?有待研究，但从保国寺藻井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1253年蘭溪道隆所主持建造的建长寺的平面最为典型；据现存的元弘元年(1331年)绘制的建长寺总平面图可知寺内建筑布局；山门、佛殿、千佛阁等建筑沿中轴线排列，佛殿东厢位置为库院，西厢位置为大僧堂，这样的布局与入宋日僧所绘之中国《五山十刹图》及语录“山门朝佛殿、库院对僧堂”相同(图14)。

  1218年，俊芿将原有的仙游寺进行改建，更名泉涌寺，寺中“三门两廊连栋周接，僧堂、库院左右相对，观堂、教庠，前后分措。”12因此《不可弃法师传》称“唯有此寺惟妙惟肖地直接模仿了大宋之仪”。第二年，在大佛殿中安置了三世佛。并建有法堂、十六观院、钟楼、经藏、祖堂、方丈……规模三百余。(2)

  平面采用中轴线贯穿形式，从前到后排列着四座建筑，周围有一周回廊环绕(见于泉涌寺古图)。现存者为江户时代重建(图15)。

  圆觉寺舍利殿；是仿宋式建筑中最为典型的一例，1285年由赴日僧大休正念创建，现存者虽为重建，但仍然是基于南宋“禅宗样”13，最纯粹的遗构(图16,17)。此殿平面五开间，开间为逐间递减式，构架显示出殿身三间为上檐，副阶周帀为下檐。上檐构架采用近似《营造法式》的六架椽屋、四椽栿对乳栿形式，四椽栿及乳栿皆为月梁。其上增加了和式建筑的部分构架，用以承托屋面(图18)。

  枓栱布局；当心间用补间铺作两朵，次间、稍间各用一朵。上檐三间当心间用补间铺作两朵，次间用一朵(见图16所示)。这与保国寺大殿相同。

  上檐枓栱为下昂造，采用六铺作单杪双下昂，里转出双杪，第一跳下昂尾到铺作中心改用上昂、鞾楔，第二跳下昂尾抵达相当于下平槫分位，承托檐椽尾及劄牵(图19)。上檐枓栱布列均匀，多层高低不同的木方环绕在建筑四面，出现了舖作层，有利于抵抗风灾、地震等。

  下檐相当于《营造法式》中的副阶，枓栱比上檐简单，未使用下昂造，这也是宋代建筑的做法。

  2. 东京正福寺地藏堂室内，所见的外檐枓栱里跳昂尾处理也使用了鞾楔(图20)，从图中还可见到柱头铺作乳栿做成月梁，并深入柱头铺作。也是典型的宋代建筑做法。

  创建时期的东福寺是禅宗、天台宗、真言宗兼学的寺院。当时日僧圆尔弁圆是按照宋代寺院形态来建设的，虽因火灾其中的部分殿堂烧毁，但三门、僧堂免于罹难，至今还能够正常的看到镰仓时代寺院前部的雄伟容貌。不过其中三门在镰仓末年也曾被烧，现存的三门为被烧后于(1425年)重建，这座高两层的建筑，屋顶采用九脊顶(入母屋造)，建筑屋面使用瓦，正脊采用“条瓦垒脊”，侧面采用“曲脊”、博风板、悬鱼、惹草。这些都是宋代建筑最为典型特征，仍可称其为南宋建筑风格的写照(图21,22)。

  这座三门为一座重层建筑，五开间，下层中央三间开门，上层安置释迦牟尼佛坐像和十六罗汉。其特征与浙江明州天童寺在绍兴年间(1131-1161年)初期所建的山门如出一辙，《天童寺志》曾载有当时的山门状况“门为高阁，延袤两庑，铸千佛列其上。”遗憾的是，现在天童寺已无存，东福寺三门所呈现的情况，被日本学者觉得“其特征是南宋风格的大门”14，使我们有幸得知宋代重层山门上层室内状况(图23)。

  欢门、睒电窗是宋《营造法式》小木作制度中记载的门窗样式。欢门在“五山十刹”图中曾经绘制了几处，如天童寺山门和睒电窗(图24)，目前与保国寺同期的山西大同山华厳寺大雄宝殿上仍在使用(图25)，而睒电窗至今在中国南方民间建筑中有多处应用。在日本神奈川圆觉寺舍利殿、东京正福寺地藏堂均可见其使用的“欢门”、“睒电窗”，与五山十刹图所绘相同。

  平綦是古代建筑中的一种天花装修，是采用各种几何轮廓的天花板，古代有“承尘”之名，其可用以防尘，增强室内空间的装饰性。保国寺大殿在当心间大藻井两侧使用了长方形的平綦，四周有枓栱承托。日本山口的功山寺佛殿室内中央部位使用了方形平綦(图26)，有着非常强的宋式建筑装修特征，平面为方形，四周用枓栱承托，平棊上施以彩绘，异常美观。从这张图片中还能够正常的看到佛殿梁架采用月梁，外檐枓栱里跳的处理，在昂尾出采用鞾楔的做法，也是多处与保国寺大殿相同的珍贵实例。

  以上举出数例说明中国宋代佛教建筑文化与技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状况，尽管那些传播者早已逝去，但他们所表现的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却以物化的种子存留下来，尽管有的建筑已经有过改建、重建，乃至移建，但还基本保持着原来的面貌。对此，日本学者太田博太郎指出：“……这种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却仍能延续着同一传统的缘由是‘其一，大家有坚守传统形式的一致理念；其二：对权威的尊崇……日本在吸取外来文化时是有选择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人把经选择后引进的事物奉为典范，及其热心且忠诚地进行了坚守。’”14

  在此让我们重新正视宋代建筑文化所具有的价值，英国科学院院士李约瑟曾经指出：“宋代文化和科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可称之为成熟时期，许多方面实际上已超越了18世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历史学家陈寅恪指出“华夏文化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1。从一座宋代的保国寺，虽然仅仅是一座中等规模的寺院，但其所表现出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足以让今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