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及民国时期，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的海关实行特殊的外籍税务司制度，即外国人控制中国海关。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到二十世纪初，总税务司署管辖的新式海关达四十余个，时称“新关”，人们俗称“洋关”。

  在这些洋关里，有众多洋人的身影，这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因为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洋关不仅控制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还广泛涉足中国内政外交。不过，外国人控制海关的模式，从某一些程度上来说，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前段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海关洋员传记丛书》，就通过大量史料讲述了清末海关洋员眼中的中国变迁，为人们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不一样的视野。目前，该丛书最新一册《龙廷洋大臣：海关税务司包腊父子与近代中国（1863-1923）》，是以英国人包腊父子为主人公的传记。包腊父子是海关洋员中最具代表性的职员之一。在海关设立之初，包腊便来到中国，作为海关洋员，他参与了多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负责斌椿使团出访欧洲，并代表中国参加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前者是清政府首次遣使访欧，后者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参加万国博览会。

  包腊去世后，长子（第二个孩子）包罗因为父亲的影响力，也在海关任职。包罗见证了晚清的风云突变以及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等诸多重大事件。包腊父子在中国前后横跨六十年，从他们的人生轨迹中，能看到一幅不一样的中国近代史画卷。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逼迫下，中国不得不开放沿海口岸，通商贸易，外国人随之大量涌入。1854年，上海的英美税务管理委员会接管了江海关夷税征收权。1858年第二次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英美法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中国海关开始实施外籍税务司制度，后将此机制扩大到其他通商口岸，由并外国人管辖。

  英国人包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与中国海关有了联系。包腊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缘于一个无奈的原因——生活拮据。包腊的家族虽然古老，但当时已家道中落，父亲没固定职业和收入，热衷于发明创造却始终一事无成。包腊少年时跟着父亲辗转多地，后考入伦敦城市学院。1859年毕业后，包腊参加了伦敦公，担任英国伦敦海关税务司的秘书。工作不到一年，包腊投身支持意大利加里波第自由统一运动中。回英国后，他一直找不到工作，还欠下了不少债务。

  1863年2月1日，包腊在一次晚宴中认识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1832-1898）。李泰国正到伦敦招募雇员，李泰国的高谈阔论，使包腊对东方异域充满了神往，更重要的是，中国海关洋员的高薪具有巨大吸引力。2月3日，李泰国的秘书发函邀请包腊面试，2月7日，面试不到5分钟便结束。第二天包腊就收到了李泰国的正式聘书——信函的落款为2月3日，也就是说，早在面试之前，包腊的命运就已被决定。李泰国承诺包腊的年薪为400英镑，并令他3月底搭乘跨大陆轮船前往中国。

  1863年3月20日，包腊在南安普顿港启程。当时，从英国到中国的这段旅程长达7周，需要换4次船。首先，包腊乘“埃洛拉”号轮船，经直布罗陀、马耳他到达亚历山大港，然后换火车，经开罗到达苏伊士。然后乘“西姆拉”号轮船，一路经过亚丁、加勒、槟城，到达新加坡。在新加坡换乘“渥太华”号轮船，继续沿着中国海岸行驶，到达香港，最后一程，便是乘坐“北京”号轮船抵达上海。

  经过近两个月的航海，包腊到达上海，李泰国当即指派他前往天津。初到天津时，工作很轻松。不过包腊与其他海关职员不一样，他请了一位中文先生。他抓住一切机会，与仆人和其他职员练习中文对话。包腊的中文进步非常迅速，李泰国还为他加薪。

  8月底，包腊被派往上海。在去上海途中，包腊见证了李泰国“李·阿舰队计划”的失败以及李泰国本人的倒台。同治元年（1862），清廷委托李泰国向英国订购军舰七艘，李泰国推荐英国人阿思本为“总统”（舰队司令）。然而因李泰国造舰费用浮滥追加，加上他意图借由阿思本掌握中国海军之兵权，并在国外私自雇用600名洋兵而不肯让中国水兵上船。李鸿章一怒之下，将已驶到天津等待移交的七艘军舰退货。事后，清廷将李泰国解任，改聘英国人赫德（1835-1911）为总税务司，由此开启了中国海关史上的“赫德时代”。

  其实，从清政府将“洋关”置于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监管下的设置就能够准确的看出，清政府赋予这一机构某种对外交涉的功能，但同时又力图统辖和节制“洋关”。在清政府看来，“洋关”及其总税务司的“业务外交”一定要符合其统治政权和国家的利益。

  到达上海后，包腊对上海的印象很复杂：“各式洋行建筑拔地而起，商贾云集，江面上帆樯如林。岸边密密麻麻，全是身穿蓝色布衫的苦力。”在这些建筑中有两处吸引了包腊，“群楼之中有一幢样式古怪的中国衙门式建筑，其房顶貌似佛塔，外观黯淡无光。与周围齐整明亮的英式房屋相比，这栋建筑犹如羊群里的骆驼，格格不入。”这就是海关大楼，而另一栋正在修建当中的大楼就是上海总会。

  有趣的是，包腊看到的两处建筑，如今依然还能见其踪影，只不过海关大楼有所变化。1893年，海关的衙门式建筑被拆，在原址修建了钟楼式的海关大楼，1925年再次于原址重建新的海关大楼，这就是如今的海关大楼。而上海总会于1864年动工，1910年建成启用，它由英国建筑师负责设计，建成后历经变迁，如今依然矗立在外滩。

  在上海，包腊申请到北京当翻译进修生。1864年，包腊获准前往北京参加为期一年的学习。人还未到北京，包腊“严谨好学”的名声就已传到了北京。在北京，他详细列出每天的活动，并严格执行。与包腊一起搭伙吃饭的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其中有一名法国人，名叫德善，后来包腊和德善多有交集。

  在北京时，他们这些翻译进修生度过了一个很独特的圣诞节。美国公使蒲安臣家人在美国公使馆里竖起了一棵巨大的圣诞树，挂上了各种礼物。包腊等几个翻译进修生雇了上百个苦力，运了一天的水，造了一个不错的溜冰场。农历新年时，更是热闹不断，宿舍的几位翻译进修生放下书本，跑到北方狩猎。包腊记载，“想象一下吧，在1865年1月里，在中国的万里长城上，4个外国人就着红加仑酱，吃着鹿肉，喝着香槟酒，恭祝女王安康，那是怎样一幅情景呀。”

  北京的进修生活结束后，包腊被派到粤海关做代理翻译。但包腊一直设法拖延时间，直到9月才离开北京，为的是躲过南方的酷暑。然而到达广州之前，他领教了台风季节的最后一次侵袭，上岸时，他的腿直发抖，心有余悸。不过，广州给包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将其形容为“东方威尼斯”。1866年，包腊被指派陪同斌椿使团出访欧洲，离家三年后，他终于能如愿回家了。

  斌椿使团出访欧洲从某一些程度上来说，也是总税务司赫德的主意。他在远东居住长达12年，希望借机重访故乡阿尔斯特，另外，他认为如果不遣使海外，那么在与列强交涉时，中国将始终处于不利地位。于是，赫德说服了恭亲王。恭亲王上奏，朝廷恩准满族耆老、六十多岁的斌椿（斌椿于1864年起到总税务司担任中文文案，相当于秘书一职）随赫德前往欧洲，并记录沿途见闻。斌椿之子广英和新开办的同文馆三名学生作为随员同往。包腊任使团秘书，是此次游历的实际负责人，而翻译官就是包腊在北京进修汉语时的同伴，法国人德善。

  清廷的任命一公布，便遭到西方的反对。外国人认为斌椿官衔品级较低，并且他们都以为斌椿是个“老古董”，根本不能正确欣赏他将要看到的东西。尽管一片反对声，斌椿使团还是于1866年3月14日出发了。他们在天津登上了一艘小汽艇，开始周游与中国缔结条约的欧洲各国首府，计划行程包括伦敦、巴黎、海牙、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和柏林，然后经华盛顿、旧金山等地后，再从日本返回。

  在粤海关任职的包腊，在香港与使团汇合。5月2日，包腊和使团抵达马赛。马赛市政府给予斌椿使团隆重的接待。使团一行人被带到法国皇家邮轮公司的一个船坞。包腊记载，斌椿使团“仔细地视察干船坞和其他码头，参观了几艘在造轮船。他们对吊车、起重机、船闸和轮船水下装置无不细察”。不过，在斌椿使团到达巴黎后，因为行程过满，斌椿不胜其烦，开始躲避这些安排，转而沉迷于剧院的表演。因为斌椿身体欠佳，5月15日，包腊率斌椿使团的其他成员先行来到伦敦，德善陪同斌椿父子在巴黎修养。这也是包腊离开英国三年后再次踏上故土。斌椿父子第二天晚上才从巴黎到达伦敦。

  在伦敦，斌椿总是以身体微恙为由推辞白天的各种安排，可是一到晚上，他便“体力有所恢复”，前往剧院看演出。当然，使团其他成员的行程非常紧密，他们参观了汉普顿法院、伦敦塔、邮政总局等，还拜访了欧洲各国的使馆。

  虽然使团很少受到英国媒体的关注，但6月5日，使团还是受到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第二天，斌椿还在王宫单独谒见了维多利亚女王。

  此后，使团的行程非常忙碌，斌椿开始公然发脾气，威胁说要放弃后面的行程，以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回到中国。后来，包腊与赫德商量，最终缩短了行程，计划于8月19日，使团从马赛返程。

  在离开马赛之前，包腊请了三周的假，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英国不到三周的时间里，包腊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与他姐姐包娥娜的好友媞莎“闪婚”。就这样，包腊携新婚妻子如期赶到马赛与使团汇合，再经过两个多月的航行，包腊与妻子在广州开启了新的生活。

  虽然在斌椿使团访问欧洲期间，包腊尽心尽力，但因为斌椿使团提前回中国，这一结果令赫德的总体计划受挫。赫德多少对包腊的处事能力产生了一些怀疑。因此，当斌椿使团回到中国后，赫德让包腊在粤海关继续担任二等帮办，一年内没有给予他任何职务提拔或加薪。对包腊更大的心理打击是，1868年当赫德再次推动清政府派遣正式外交使团——蒲安臣使团出访欧美时，赫德舍弃了包腊，改派英国驻华公使馆中文助理秘书柏卓安作为协理和英文翻译官，德善则仍然出任助理和法文译官。

  好在此时的包腊，身边有妻子可以陪伴。回到广州后不久，包腊被任命为浙海关宁波税务司头等供事。1868年2月，包腊的第一个孩子艾塞尔出生，包腊所有的不满情绪都烟消云散。在“风平浪静”的宁波海关，包腊如一名隐士般生活，他把精力投向学术活动。他将《红楼梦》前八回的译文文本发表在《中国杂志》上，这是《红楼梦》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

  1870年，包腊被任命全权负责粤海关。此时的包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们再次举家南迁。此次回到广州，受到了当地外国人的热烈欢迎。媞莎出现在各种野餐会、晚宴等场合，她感觉比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愉快。包腊还要着手海关缉私的工作，因此比以前更忙碌。尽管如此，他还是抽出时间写了《广东史》。这篇文章分为“满族的征服”、“崖山的民族丰碑”、“五代”、“苏东坡”以及“末代汉人”等五章，并发表在《中国评论》上。

  1872年，赫德晋升包腊为正职税务司，还任命他为即将举办的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中国展的参展总负责。这令包腊满心欢喜。早在1870年，包腊就重视维也纳世博会，当时奥匈帝国公使就向中国发出邀请，清政府也同意参加，并规定凡参加世博会的展品均可免除出口关税。不过，商人和厂家们都对此漠不关心，清政府要求海关总税务司负责收集和处理展品一事。1872年，在得到赫德的任命后，包腊全身心投入其中。他走访了当时中国的十多个通商口岸，收集到了众多参展品。有趣的是，包腊收集了牛膝、贝母、蜈蚣等二十余种中国土药方，他非常乐观地说，这些药方将会“令科学观察家们心生好奇，充满兴趣”。他还将自己收藏的中国木雕作品从英国老家寄到了维也纳。

  当时，清政府并未派大臣参与维也纳世博会，包腊、汉南、葛德立等五位中国海关口税务司组成了“帝国海关委员会”，全权办理参展事宜。

  最初，中国展馆和展品并未受到特别的关注。但在展览期间，包腊和伙伴们举办了一场音乐招待会，招待会大获成功，德国皇帝以及1400名宾客参加了招待会，“精选的音乐由大剧院乐队和著名的约翰·施特劳斯管弦乐队演奏，施特劳斯大师指挥上半场，帝国大剧院总监赫尔贝克先生则指挥下半场。维也纳歌剧院所有明星都登台亮相，当地的报纸一致评论说，这是当年在这里听到过的最好的声乐和管乐表演。”招待会后，中国展馆受到广泛关注，剑桥的玛丽公主、英国大使以及汉诺威王储等人纷纷光临。税务司们得到了嘉奖，包腊从奥匈帝国皇帝本人手中接过铁王冠荣誉勋章。

  维也纳世博会之后，包腊回到英国，开始了他的休假之旅。这次的探亲假本该持续到1875年春天，不幸的是，1874年10月中旬，就在他33岁生日前两天的晚上，静静躺在床上的包腊突然坐了起来，大口喘着气说：“我快喘不过气了。”随即颓然倒下，就此咽了气。

  包腊去世时，他的第二个孩子包罗才6岁。1886年1月，17岁的包罗中止了教育。鉴于父亲与赫德的良好关系，赫德同意推荐包罗加入中国海关，并在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参加了资格考试。同年9月，包罗继承了包腊的衣钵，踏上效力中国海关之路。此时，苏伊士运河已经通航，轮船可以载着包罗一路直达上海。到达上海没多久，包罗就来到北京进修汉语，包罗像他父亲包腊一样，勤奋好学，除了严格规定的一天7小时用于读书外，他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图书室里。包罗作为全班最优秀的学生被委派到津海关（天津），此时津海关的税务司是德国人德璀琳。德璀琳与当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有过很多“合作”。1888年，津海关办公楼扩建竣工。德璀琳请李鸿章赐书关名，李鸿章欣然应允。书就匾文：“光绪戊子 津海新关 李鸿章”。“光绪”二字为红色。随后，题字制作成匾额，不过匾额或许一直未悬挂，被藏于津海关仓库。1984年，在沉睡近百年后，此匾被发现，现藏于中国海关博物馆。

  1896年，在基础设施不如其他海关的九江，包罗反而生活得十分惬意，闲暇之余和他父亲一样，开始尝试翻译。包罗翻译了关于武则天的一篇文章，并发表在《文汇西报》上。没过多久，他不得不放弃学术活动，因为此时海关接受了一项重大任务：开设邮政。

  在此之前，海关兼办邮递，为各使馆和海关寄递往来文件，地域也只限于北京、上海之间。后来，李鸿章委托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试办海关邮政。光绪四年（1878），赫德指定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在天津筹备邮政，海关开始“试办邮政”。中国第一套邮票——“海关大龙邮票”便在天津诞生。1896年，总理衙门上书光绪皇帝，请求由海关兼办邮政，最终得到允准（1906年，清政府改革官制，设立邮传部。1911年，邮传部成立邮政总局，接管全国邮政事务，从此邮政脱离海关）。

  1898年之后，包罗先后在牛庄（今辽宁营口）、厦门等通商口岸任职。1910年，安格联被任命为代理总税务司（赫德身体健康情况不佳，于1908年回英国休长假）。安格联任命包罗为北京海关总税务司署总理文案。包罗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北京。他发现，这时的北京城与当年他进修汉语时的北京城完全不同了：街道挖了排水沟，铺上了石子路面，下雨天骡马不会陷入坑洼泥泞的道路中；电灯、自来水、邮局，一应俱全；还出现了一家豪华酒店——“六国饭店”……

  1911年9月，执掌总税务司长达四十余年的赫德去世。赫德去世后不到三周，便爆发了武昌起义，起义导致清政府迅速土崩瓦解。此时的海关仍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包罗看着北京城里“城头变幻大王旗”：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时差点被暗杀；袁世凯死后，张勋复辟以及各派军阀相互混战。

  1923年是包罗任职的最后一年，尽管在离职前，有人邀请他接替安格联的位置，但在包罗看来，回到家乡与四个孩子团聚更有吸引力。1923年11月底，五十来岁的包罗启程返回英国，这时距离他的父亲包腊踏上中国土地，过去了整整六十年。

  值得一提的是，晚清及民国时期，中国人民为收回海关主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906年，清政府设立税务处管理总税务司署，以削弱海关权力。1908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税务学堂”，以培养本国海关人才。1928年6月，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次年，颁布实施“国定进口税则”，相继收回或部分收回关税自主权、海关行政管理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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